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

2015年4月21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中美智库高端论坛”。论坛围绕中国的智库建设与国际合作展开了三场专题讨论，近20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

论坛的第二场专题研讨的题目是“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主持，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middot;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发言并参与讨论。李成先生认为国际、国内、人才三方面的原因正在促使中国智库迅速发展，中国发展智库，至少在短期内，也许独立性不是其主要的追求目标，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其追求的目标。柯银斌先生认为，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智库应该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有重点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周志兴先生认为智库的多元化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还应该有思想的多元化，应该是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第二场专题研讨嘉宾发言全文如下：

王辉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非常高兴主持今天下午这个分论坛。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年来进入了智库的阶段，进入了智库大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两办发布了中国智库建设的意见以后，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始。这可能跟中国智库的特色还是有关系的，中国本身的国情，国家很大，决策也非常集中，而且还相对比较高效，从上到下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存在西方国家的机制，比如反对党的机制、议论辩论等等，中国的智库如果很高效，能够充分论证得好那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论证得不好，也会带来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危害。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智库就突显了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决策机制上，过去60多年来是传统的模式，比如八大民主党派的模式、两会建言献策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智库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力量的推动，可能会带来中国更多的变化。所以智库在这个阶段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强调和提倡，是适合中国这个独特的背景的。所以今天讨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我们荣幸地请到几位嘉宾，布鲁金斯约翰middot;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是智库的资深专家；第二位是柯银斌先生，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也是很知名的智库；第三位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也是一个智库型的传媒机构。三位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对智库也非常了解。

我们有两轮研讨空间，第一轮我想请嘉宾就中国智库的基本情况发表他们的见解，比如中国的新型智库如何发挥它的独特作用，比如为活跃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做出贡献。我们知道，30年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引进了民营经济、引进了外资，活跃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现在我们建立中国智库，包括各类智库、包括民营智库，能不能也搞活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新型智库有哪些新？包括品牌建设和它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特点？首先请李成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李成：刚才您讲了中国智库的春天即将到来，我想，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尤其是你们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海外智库也随时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这个时期跟美国50年代、60年代有点接近，原因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是国际的，一方面是国内的，还有一方面是人才，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多元”，所以我是同意Arthur kroeber先生讲的，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中是这样，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多元性也是基于国际环境更多的多极化，刚才Martin Indyk也讲到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作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的、能源的安全的、气候环境的等等，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非常多元。这使我想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的，怎么领导一个国家呢？有247种奶酪的国家，而中国也变得非常非常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有时候想的是一回事，民众是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沟通，需要智库起很大的作用。

还有是一个旋转门，我知道王莉丽写了一本书就是以旋转门作为主题。前段时间多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到智库去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像王沪宁、刘鹤（音），也是很好的例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到了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到了政治局顾问，所以这三种因素促使中国智库在迅速发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新的方面，所以我想在多元方面讲一下自己对中国智库的看法。

王辉耀：就像当年我们搞活经济市场多元化带来了中国经济市场的繁荣，我们在思想市场、政策研究市场如果也有多元化的话，一定会带来思想市场、政策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智库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知道察哈尔学会是研究公共外交方面非常资深的智库，从专业化的角度看，柯银斌先生您如何看待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

柯银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理解，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作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在活跃思想市场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功能定位。我们知道，一个智库的功能可能有五项，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并非所有的智库都要把这五项功能做齐了，有的就可以做一项功能，或者以某一项为重点。中国的智库是多元的，那么每一个具体的智库而言，它实现的功能应该是有重点的。比如党政智库，它资政谏言就是必须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如胡老师的高校智库，在理论创新方面肯定是比较擅长的。舆论引导方面，周总做得肯定比谁都好。在社会服务方面哪些智库做得好呢？这有可能是民间智库发挥长项的地方。察哈尔学会是做公共外交的智库，所以再说一句话，所有的智库都要做公共外交。

王辉耀：谢谢，确实，现在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也成为了大外交的一部分，智库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座的其他机构也需要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的作用。

周志兴先生是很知名的传媒界人士，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这些年来在打造思想市场，特别是在智库方面提供传播平台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我想听听您的高见。

周志兴：本来到清华大学想着语出惊人地说几句话，想了半天还是说不出来，我想，因为没有一个智库来帮我写稿子。

刚才说到智库，王辉耀和其他许多人讲你们共识网就是一个智库，每次听到这个话我都是否认的，我们远远不是一个智库，我们甚至连个媒体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有一点受众的网站而已。为什么请我到这儿来？我想是因为我最近去美国、去布鲁金斯去得比较多，所以李成就请我来了。我这三年每年都会去，都会见到布鲁金斯的领导们，我知道，美国的智库是我们心目中非常出色的一个智库，我想，中国可能在短期内不能像美国一样有这样的智库，但是中国现在在起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有苗不愁长”，有了这样的苗头就不愁长。

当然像日本的智库，我去日本比较多，日本的智库在资金上是比较充裕的，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那么听智库的话，不像奥巴马总统或者是克林顿总统，他们对智库是很尊重的。我去年在日本跟东京财团的人交流，我说，听说你们是安倍首相的智库？他们首先否认，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他说，我们是为日本人民服务的。后来我说，安倍去靖国神社，你们智库给他们出了什么主意了？他们说，我们说的话安倍不听。所以我想，每一个智库都不太一样，布鲁金斯在现在、在奥巴马这一届政府里，它的话语权格外强。

中国现在智库在起步，有很多智库。当然，如果说刚才李扬院长在这儿讲社科院是个智库的话，我们也不否认，刚才讲到多元化，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清楚，多元化有几种多元化，一个是智库形态的多元化，比如有社科院？有大学的、有民间的，一个是智库思想的多元化，有这样想的、有那样想的，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多元化并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王辉耀：周先生从他切身的经验阐述多元化，讲得很好，确实，我觉得多元化也不光是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思想、观念和探讨议题的多元化，智库多元化的开放对中国未来的科学民主决策会带来巨大的推动，第一轮的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好，而且有一定的共识，下面一轮针对三位嘉宾不同的背景谈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都知道，布鲁金斯历年排名都是世界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的三大法宝是他们智库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想问李成先生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智库如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来建设性地给政府建言献策同时又不太受政府的影响？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成问题，像美国的智库生态非常好，有基金会、有捐赠的文化，捐赠的法律法规也很健全，但是在中国这方面都处在萌芽状态，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还处在捐大楼、扶贫救灾方面，他们还没有发展到捐智库这种最高境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智库发展缺资金的问题？

李成：确实，布鲁金斯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您讲到我们的座右铭是三个词，王莉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而布鲁金斯是信奉这个原则，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是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智库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有的智库是为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服务的，这些都是美国智库的多元化。但是布鲁金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在独立性的问题上，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两党选举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布鲁金斯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布鲁金斯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你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最近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介绍，以前是用了刘延东和希拉里的介绍，现在我们准备把希拉里的照片换掉，因为她又开始竞选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敏感性。而我们每年也要写一个保证，就是不用布鲁金斯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这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进行当中。

关于第二个问题，怎样发挥影响力，这也并不矛盾，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源、通过我们的旋转门起一些作用，但同时我们看布鲁金斯的人员构成中，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派，但始终是有共和党的，我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也是为什么中国布鲁金斯中心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准则，有了这样一个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这样的智库，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你。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很大的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是退掉的，包括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是你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国对捐助的税务保证，使布鲁金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否则你很难想象85%的财经来源来自于捐款，能够使布鲁金斯能够发展下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发生变化，加以时日，中国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20年当中就会出现。但是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我们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和中国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触，而我们在中国的中心——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王辉耀：谢谢李成，他说得非常好，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智库的中立性、客观性，另外一方面，在资金方面，布鲁金斯得到的很多是不受限制的捐助，这样对它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包括它的运营机制、它的管理，布鲁金斯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供了很多很有益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特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将有很好的参考。

下面请问柯银斌先生，大家都知道，现在公共外交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记得前年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还讲，希望欧美同学会成为智囊团、人才生力军和公共外交的生力军。察哈尔学会智库作为一个公共外交很有特色的智库，你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如何进展？包括怎样推动中国民间外交的进程？你们还有很多出版物，所以这方面请您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有几个词，察哈尔学会2009年成立的时候也有几个词，叫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我们没有把“独立性”列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是最独立的，你们是80%的资金靠捐助，我们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没有政府的一分钱，也没有海外基金会的一分钱。独立性看怎么理解，如果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布鲁金斯是最不独立的，因为你们没有旋转门，智库专家到政府上班，政府的要员回到布鲁金斯学会任高级研究员，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你们并不独立，可能资金独立、课题独立。这是我对独立性的理解，我个人认为，独立性应该是独立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才是独立性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又是独立的。

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官方的智库，我们在中国一直在推动民间外交的方面，这从一点上我们给中国的民间智库提点建议。

第一，我们要做一点稍稍有前瞻性的事情，2009年7月份当时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公共外交，我们9月份成立，之后就做公共外交。因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把公共外交定位为他们的主要职能，加上我们学会的创始人韩方明主席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所以把创办《公共外交》期刊的任务交给我们学会了，因为外事委员会要做，但是他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察哈尔学会作为这个杂志的承办单位，从此察哈尔学会在中国公共外交推广上一直在做，做到2012年，十八大报告里写上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我认为还要更加专门化，所以从2013年察哈尔学会做公共外交，已经很少说公共外交这个词了，我们要说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宗教外交、高校外交、女性外交、军事外交，这些更具体的公共外交形态。公共外交也许是水果这概念，我们下面要研究苹果、桔子、梨。我原来是研究企业战略出身的，所以我有一本书叫《立基战略》，小型的智库就必须抓住自己的立基战略，抓住以后还得集中全力、集中所有的资源做下去，不要东一下、西一下，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你看胡老师的国情研究，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做下去。第三，因为中国的机会确实很多，要专注一个领域确确实实是比较困难的，大家都耐不住寂寞，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试一试。如果有新的机会来了，我的建议是要把这个新的机会和你原来的立基结合在一起，所以2014年察哈尔学会把和平学作为一个综合的领域，我们把和平学和公共外交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的公共外交就是以人类和平为目的的公共外交，而不仅是局限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我们要做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以中国的和平为内容的一些公共外交。所以，一个民间智库，资源少、规模小的智库，就是要专注、专门、专心。

王辉耀：谢谢柯银斌先生阐释了你们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和你们的一些经验。你刚才讲你们的智库很独立，但是你们智库的主席也是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主任，也是来自于政府。

下面再问一下周先生，刚才布鲁金斯提到影响力，实际上在智库时代如何发挥影响力？您在传媒行业有很深的经验，那么智库如何发出它的声音？在中国这个多元智库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如何通过传播或者品牌来打造智库的影响力？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你这方面可能有很多体会。

周志兴：我想，中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么多事情需要管理，就像李成刚才讲，戴高乐说有247种奶酪的国家怎么个管法？我在想，像中国这样有数不清的食品添加剂的国家，不是更难管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智库来给国家出主意。过去我们国家的主意都是在社科院这个层面就出了，其实社科院就是出主意，领导自己都有主意，现在很多智库就是给领导的指示来做诠释，比如领导说要搞四个全面了，然后就写我们怎么样落实这四个全面。真的智库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真正想出解决这无数种添加剂的办法来，这点上来说，我为我们的智库有这样几个关键点。独立性当然不用说了，但是独立性由什么来构成？首先是资金，李成最头疼的就是资金，如果说资金问题解决不了，李成就要被炒鱿鱼，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可怜他。我觉得资金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家现在还没有捐钱给智库这种习惯，就算是有个别的捐了钱的，可能也要有制约，比如你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应该是不受这些私人捐款的影响。第二，智库要有专业，没有专业肯定不行，就是刚才柯银斌讲的要认准一个方向，布鲁金斯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智库，但是在我们接触的还是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方面接触得多一些。但是我认为，智库应该有自己的专长。第三，配合专长，应该有自己的专业人员，就是要有领军人物，就是今天傅莹讲的，每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在这里。第四，要有前瞻性，我们的智库不能光顾眼前，不能只是领导说什么了我们就来解释什么，而是要看到两年以后、三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可能要有不同的梯次来研究将来的问题。第五，我们的智库要有品牌，布鲁金斯如果是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察哈尔也是个品牌，现在公共外交的品牌，当然李成没那么独立，你刚才说自己完全独立我也不承认，但是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第六，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就是要有自己的影响力出来。我们的智库的成果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这应该是有影响力的，一种是中国人喜欢的递折子，这可能不是影响力，可能是在领导那儿有影响力，但是总而言之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是独立性的问题，因为资金问题解决不了，限制比较多，所以独立性解决不了。第二，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就是我们的官员真正下来作民间智库的研究人员，我们现在所谓官员下来做的民间智库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智库，我不知道魏建国部长来了没有，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去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毅宁（音）领着我，推开一个门，这是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推开一个办公室，这是前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没有这一说，当然，根据中国这种官场的习惯，一个部级官员到了我们这样的民间智库可能会不习惯。第四，有些敏感问题还不敢涉及。

王辉耀：您讲得很好，在智库的影响力方面，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媒体影响力方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智库是通过它的社会影响力来形成社会共识，倒推社会影响力，说到底还是政策影响力，当然建立共识、社会影响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解剖了三个智库的案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智库虽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也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个，现在一窝蜂而上，有的咨询公司也跟智库靠边，也说自己是智库，这样会把合智库的品牌做坏了，还是要跟公共政策有关的非营利组织是最重要的智库，影响社会大众，同时是非营利的，如果它要想营利，那你就是麦肯锡，是咨询公司，不能称之为智库。所以在目前中国这个概念比较混乱的情况下，需要我们作更清楚的澄清。

第二，智库实际上是需要人才的，特别是中国的智库现在在建设时期，我们特别需要智库人才，特别是缺乏领军人，像胡鞍钢的公管学院，带起了国情研究所，领军人才对智库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赞同智库的建设最后是靠人才来实现，包括中国开放旋转门，允许退下来的官员到各类智库包括到民间智库去兼职，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有这一步，我希望这方面能得到发展。包括我们的智库，龙永图是我们的智库主席，像吴建民大使都是我们的顾问，这也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智库的建设。

第三，很重要的，智库要形成和社会、和中国企业界互动的文化。现在智库好像和社会、和企业比较脱离，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企业的非限制性捐助来扶持中国智库的成长，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家起来，或者就像国外的基金会、企业家的捐助，智库也走不了太远，因为说到底智库也是智力密集型很高、费用很高的行业，需要社会的捐助和企业家的支持，而且是不带限定性的支持。中国的智库应该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决策特别需要更多智库参与的情况下，智库也是加强基层民主、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最后我把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在座的听众来提问。

听众提问：我来自新华社瞭望智库，我作为智库研究的记者已经干了三年，专盯国内外大小智库的动态，这是我们新华社的一个很新的业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李成老师，人才的重要性，领军人物的重要性。我记得十天之前有一篇文章非常火，题目是“中国知华派专家”，李成先生榜上有名，而且排名靠前。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知美派、知日派、知英派这些外交政策的领军人物在国外的发展以及他对中国智库建设的意义？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在未来是中国智库发展比较有意思的新兴趋势，我们是不是要打造这样一些知日派、知华派、知美派的明星？这可能是智库发展中的必然趋势，您取得二者的必然逻辑是怎样的？

李成：首先我要讲外交学院的这个评比也是尝试的，不一定有完全的科学性，不管怎么样，很高兴我们被选上，在前十位当中有五位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在美国十大知华派里有五个都是布鲁金斯学会常驻研究员，这本身也反映出布鲁金斯学会的实力。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好的一流学者，包括胡鞍钢老师和在座的很多，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当中也出了《中国思想家》丛书，我们准备有12个思想家，各个领域选一个，包括政治学的俞可平，法学，人口和经济学的胡鞍钢，我最近在编何华宁（音）教授的伦理研究，还会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因为这是不对称的，你到中国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的书翻译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等国家是种损失。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我刚才讲了，追求独立也许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这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而目前这种情况，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了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度强调特色以后，你就会限制自己，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学者本来应该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没有实现，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氛围，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尤其是中国对思想库建设的重视，不断地会有新一轮的年轻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诞生。

听众提问：我是外交学院的博士生刘畅，刚才新华社的这位听众提到的外交学院的报告就是我的老师带领主持的，我作为课题组的其中一员全程参与了整个活动，这个报告的研究是外交学院副院长主持的。我的问题是，我们做这个报告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搞一个排序，科学性可能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是在做一个尝试，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其实是探讨一个如何让美国的专家更了解中国人怎么想的途径，以及把更多的美国研究中国的人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当然像李老师、李侃如先生这些大家不用说了，一些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是怎样的，我们希望引入到中国来。根本的目的是寻求中美两国之间拒同化异的渠道。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智库合作和智库交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知识界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根本目的，请问李教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智库合作如何能够在制度性上面有一个创新性的探索，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智库层面来带动整个两个国家社会之间、民众之间的互相认识，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平稳定发展的支持性、建设性的氛围？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开放和交流。我自己和刘亚伟的中心本身就是开流的受益者。开放和交流在布鲁金斯也很明显，中国外交政策当中有一大批人都是在布鲁金斯曾经作过访问学者，包括王莉丽、王辉耀，都在布鲁金斯待过很长时间，包括很多中国研究外交的学者。但是你会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研究中国的人能够到中国智库待过很长时间，能够成为美国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响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对称，我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只有你开放了，包括你到智库来访问，你可以看到智库的很多弊端和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就会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阴谋论，像布鲁金斯这种跟政府关系很密切的，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愿望。对我来讲，我本身进入智库也是八九年之前，这以前我也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到了智库以后才发现这种想法有多可笑。这种开放可以帮助两国改善关系。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加强智库的开放和合作，用战略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互信，本身智库就会带来很多朋友，而这种朋友带来的影响，它影响民众、影响政治、影响决策，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尤其我们看到未来一代，我们智库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回去以后会知道华盛顿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我们更有机会来提供这样的条件。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赞助来支持交流，美国考虑的更多的是财政来源的安全，中国更多的是其他的考虑，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需要两国维持和加强这样的交流。

听众提问：我是来自澎湃新闻的记者。

这个问题给在座的各位老师，这个环节大家谈到智库要多元化发展，同时也谈到中国的智库迎来了春天，但是也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有人谈到中国的智库是不是有大跃进的迹象，希望各位老师谈一谈如何既要发展又避免出现像早年“大炼钢铁”的情况？

王辉耀：我希望不是把中国所有的咨询公司都定位为智库，其实智库更多的还是跟公共政策有关，而且是非营利的。

柯银斌：一个是功能定位大家样不一样，在实现同一个功能里，大家的战略也不一样，在战略定位同样的情况下，大家在战略里的领域不一样，在同一个领域里的方法方式也有不一样的，如果这三个层次的不一样加在一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功能定位、领域定位、方式定位，三个定位都很清晰，大家都不一样，是个生态系统。

周志兴：你说的情况一定会出现，就会大跃进式地涌现，但是这句话你不要作为新闻的标题。为什么呢？我们国家历来都是这样，只要是最高领导有提倡，下面就会一窝蜂地上。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就是可以慢慢调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有的就被消化掉了，最后剩下的是好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就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但是我想，一个好的智库成熟，可能需要这一步，如果现在就采取国家调控的办法，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办，你这个可以办，那个不可以办，也可能把好的东西扼杀掉了，如果在市场竞争中有好的东西出现，那可能比行政手段要好得多。

李成：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会把很多东西淘汰掉，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包括美国等很多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好人才的竞争和智库本身的建设？布鲁金斯学会本身有100年的历史，人才可以走动，最终是一个布鲁金斯的品牌创造出来了，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小的智库也许会做得很成功，智库不仅是与个人相关，如果想要长久发展，要有个性，这取决于智库本身的建设，这方面，不光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这是不同的模式，我们布鲁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大的模式都可以这样做。而且实际上我知道，社科院也在创建新的智库，有七个新的智库成立了，习近平提倡建设新型智库，他们的调整也非常快，这方面会有很多新的变化，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应该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王辉耀：这场三位专家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精彩的观点，我得到的关键词，包括智库的多元化，如何打造中国的思想市场，如何建设中国最好的智库和发掘智库的人才、提升智库的管理，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