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殷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近日来，尼泊尔大震之后的正能量谣言成为了舆论场的焦点。在各种喧嚣的社会声浪背后，其实是中国社会对于国家救援行为认识上的混乱。当公民在海外遇险，国家是救还是不救、投入多大资源施救、公民自身应尽多少义务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都是崛起中的中国所必须回应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了国家形象的面子，而且也涉及到了公共资源分配的里子。
在道义上，国家对于公民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保护责任，但是道义上的责任在实践中必须服从于现实条件。现实情况是，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崛起，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正呈现出“井喷”的态势。我国传统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已经难以负荷公民与企业的安全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大量走出去的“人、财、物”又往往集中于亚非拉等安全环境不佳、基础建设落后、救援成本高昂的国家。这让营救不仅成本高，而且危险性大，甚至有可能引起二次风险。
尽管我们从利比亚撤侨开始，进行了一次次卓有成效的国家救援行为，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国际形象，但实事求是的说，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我们的成功里总有着“天佑中华”的幸运。问题是，随着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越来越多，遇到的风险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我们还能这样不计成本地救援多少次？我们还能够幸运多久？坦率而言，每一次成功的救援在赢得喝彩的同时，都加剧了部分国民对国家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一次尼泊尔正能量的谣言，其实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期待。
国家救援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再分配的行为，它意味着要把本属于全民的预算，花在“特定人”的身上。而中国国内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实是不应该拿出过多的公共资源来进行国家救援的。这一次尼泊尔的灾难救援，其实已经凸显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那就是中国社会必须尽快就国家救援进行立法，必须把“什么情况应该救”、“什么情况不应救”、“什么情况救援是收费的”、“什么情况救援是免费的”等一系列问题说清楚。国家是理性动物，不能总是被道德义务绑架。对一部分公民多尽了责任，其实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公民少尽了责任。
实事求是的讲，在这次尼泊尔的危机中，即便机票翻一倍本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如果没有额外的利润，我们凭什么动员这些企业、员工去承担额外的风险，而额外的风险本就应用额外的利润来回报。也许有人会问善良在哪里？那么，让人冒着风险来救援却不愿多付报酬，甚至还想不付报酬，又是怎样的一种善良呢？
更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与企业走出国门，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公民与企业走进了不稳定、不安全地区，如何建立新形势下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摆脱“国家依赖症”，已经成了中国必须要解决的课题。许多政府部门勉力承担、无力承担的责任，应该考虑引入市场的资源、社会的资源来进行解决。海外救援完全可以成为商业服务或是商业保险的内容，让险中求富贵的人们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而使国家把相应的资源去投入到基本的民生保障中去。对于那些肩负着国家重大使命的“走出去”，比如援外项目、战略项目等，当然应该由国家提供保障，但这种保障也可以是灵活的，也可以充分利用“外包”等方式，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的私人安保产业，完全可以通过承接海外救援项目，来走出国门、拓展人脉、提升层次。
市场是会失灵的，市场不是万能的，所以国家是必要的，国家救援尤其如此，但是，国家也是会失灵的，国家也不是万能的，在海外救援的问题上，有时候我们同样需要解放思想，需要简政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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