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未名湖的北侧,庭院深深的朗润园,就是中国排名第一的高校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所在地。
1995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筹资对朗润园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和增建。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新组建的一个以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科研教学机构。
朗润园学术、人文和环境是绝无仅有的,光是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典型的皇家四合院风格、距今200多年的历史,也不会在其他高校的研究机构找到第二家。著名学者季羨林生前就曾经居住在朗润园,他在文章中写道:“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绕,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难怪无数到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人都慨叹:这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是时代成全了他们,还是他们成就了时代?
如今,北大国发院已经成为中国最顶级的经济智囊,但回顾20年前,仍然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开创时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对于市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严重不足,在这个背景下,林毅夫、易纲、海闻和张维迎等6人商议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目标是从事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育、研究,以及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政策咨询。时任北大校长的吴树青力排众议,表示愿意建立相应的经济研究中心,留下了这一批具有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博士。
这几位专家都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他们对西方的理念、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和过去国内的经济学派大不相同,令人耳目一新。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1995年朗润园重新翻修完工。1996年,开设经济学双学位。就是从那时候起,中心所做的工作一直被延续下来,也成为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功能定位,即进行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经济政策研究。
曾有一篇报道详细的介绍了从林毅夫教授千方百计争取资金支持到周其仁提议开创管理教育项目的过程。那也是一段与人无异的摸索之路。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当时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渐渐的成了引领中国经济改革联系最前沿的力量。
如今20年已经过去,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黄金时代,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位创始人也成为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已经很难分辨,究竟是时代成全了他们,还是他们成就了那个时代?
影响政府 影响企业 影响未来
北大国发院除了通过一份份报告和教授的文章影响政府,这里还特别注重对企业的影响。与外方机构合作开创工商管理教育项目(国际MBA)始于周其仁教授的提议,他认为国发院的发展不能总靠政府或企业,“要想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产生收入。”
1998年,国家发展研究院(时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福坦莫大学合办了MBA项目,来自双方的教授均会为MBA上课。后来又扩展到EMBA、EDP等多项教学。北大国发院MBA项目(BiMBA)结合了许多商学院精英的教学模式,大多采用英文授课。MBA的学员基本都是全球500强的中高层。外企特别注重对中层人员的培养,他们会为学员提供一定的学费。另一方面,这对于外国教授来说也是难得的了解中国商业规律并开拓中国市场的机会。
这种教学项目可以既帮助教授们从学员那里了解一线企业的实际情况,贡献调查研究的实际案例。同时,商学院的良好发展也为国发院提高了造血功能。能自我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是保证一个智库进行独立研究的重要条件,而更独立的智库研究成果也使企业家在战略决策中直接受益。
除了影响企业家,国发院更注重影响未来的精英。早在1996年,国发院就在易纲建议下,开创性在于为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开课,选修完成以后给予学生一个第二学位,即“经济学双学位”。
林毅夫等教授的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选修经济学双学位的学生鱼贯而来。至今,北大依然保留着较为热门的“经济学双学位”。据了解,北京大学一年的本科生有3000人左右,选择经济学双学位的约有六七百人,即北京大学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校友,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院系的双学位教学。加上校友生源,每期总人数有八九百人之多。十几年下来,双学位校友已经过万名,遍布五源四海,各行各业。”
当然,同样是在1996年,国家发展研究院开始正式招收正规研究生。这样研究院便形成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生的完整教学体系。
能不迎合政策喜好去做独立研究的智库并不多
专家们写论文在西方重要的刊物上发表,被称为引述。一定程度上,论文被引述即表明此论文本身的地位。国家发展研究院专家所写的论文被引述较多,因此在国际上的经济学排名也较为靠前。也就是说,国发院的专家不仅有国内话语权,同时也拥有国际话语权。
但是国发院的学者们最希望的还是自己的理论能够和国家的实际发展结合起来,具体地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智库的核心所在。
不少机构会迎合中央政府的喜欢,或者是按照中央所给的命题来做研究。但是,国家发展研究院更偏向于自己独立的研究。
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工作着眼于政府定位方面,报告也往往涉及简政放权、城镇化、医改、人口、教育、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其提案与建议注重中国的宏观方向,多与改革有关。
正因为并非只对政府投其所好,研究才能脚踏实地。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里的学者通过自主的调查、取证、研究,为中央提供报告与建议,以便相应政策做出及时调整。这种自主研究不一定抓取当前热点,但会成为接下来5年的热点。
比如,城镇化的道路应该怎么走?众人解决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应该疏散大城市人口、发展中小城市。但周其仁认为这样的方式不可取,因为只有聚集到大城市才能产生更多需求、才能促进分工。像日本东京,正因为人口聚集才产生良好分工。大城市首先促进了分工,而产生的问题需要通过技术的发展来进一步解决。
国发院的学者们都在踏踏实实做学问,不疾不徐做研究。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和而不同”的气度让大师都扎堆在这
中国顶级的经济学家有一半以上在国发院做过研究,这也是国发院无法被超越的一点。为何这些大师都扎堆国发院?
林毅夫曾说过:“是那些同而和,不同也和的君子们帮助了我。”林毅夫的气度也是国发院的气度。
高山仰止,知音难觅,其实经济学家间能对话的人群非常小。林毅夫与张维迎能够对话、碰撞并产生更好的成果。之后周其仁、宋国青、黄益平等专家一位一位地聚集起来,出现了不少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而且由于这些专家本身也带来一些好资源,更大大增强了中心的实力。每位专家有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也有课题上的交叉,他们凝聚起来就是一股最大的科研和教学力量。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能源安全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七个研究中心的国发院一直都是改革的先行者。
除了“大师扎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良好氛围也在于“民主”。专家们个人风格都非常突出,但他们求同存异、达到一种融合,这一点难能可贵。
为了吸收和培养更多专家,国家发展研究院致力于让院内已有的大师发现、挖掘和培养一批像他们一样的精英。但是精英亦需要比赛,因此“淘汰机制”也很重要。现在“海归”的经济学博士与政治学博士已经越来越多,相应的筛选过程也就越来越严格。“精英里的精英,最后才能留下来”很多人都这样概括国发院的人才标准。
好的老师,既会教学,也会研究,更懂得如何培养优秀的学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正在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理念。在国发院中,好老师与好学生永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每年上百场活动,替政策打好前战
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常规活动有“中国经济报告会”。此报告会已经举办了40场,每年4场、每季度1次。上半场针对中国经济当前一些热点,或者是未来要改革的某个热点话题进行探讨。下半场的内容为判断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走势,如:CPI、GDP会怎么变化,物价、进出口形势将是怎样的。政策具有时差问题,并不是今天提出明天就凑效,因此这个报告会就是预测未来的走势,以便对相关政策做出适时的调整。
第二个系列活动是“格政”,由黄益平老师主持开展。格政,即用格物致知的态度推求公共政策的选择。该活动主要讨论我国的一些公共政策,比如中国和美国要不要做TPP的谈判相应带来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分别是什么?这项活动频率约为一年十场左右。
还有与中信出版社的合作论坛,每年5场左右。这个合作论坛的话题偏向于职场,探讨MBA或者外企中高层下一步的职业发展方向在哪里。
最大规模的是“中国经济年会”,又称为“中美经济对话”。中美经济对话,也是替政策打前战。因为涉及到中美长远战略关系的问题,这个活动具有较强的战略性与前瞻性。国发院代表中国智库,与美国相应的智库沟通交流,对两国问题做出探讨。
还有如每年一场的“经济学讲座”,与台湾研究院合作的“两岸经济研讨会”也是每年一次。
其实细数下来,国发院的论坛讲座加在一起,每年有100场之多。围绕在国发院周围的记者更有数百位。国发院的教授们对媒体来说是巨大的吸引力,100多场活动几乎全部对媒体开放,即保证了曝光率和影响力,也产出足够多足够分量的内容,因此在媒体界非常受欢迎。
将中国理性社会建设与公众启蒙进行到底
南方人物周刊在2014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朗润园的青年改革者》的文章中提到过,2013年秋天,习近平专门找林毅夫谈了40分钟。习近平希望林毅夫做好智库建设。
今年年初,《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公布。在这个报告的专业影响力排名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两项中位列第四,在“全面深化改革”一项中位列第五。由入选综合影响力排名前十,分项影响力、系统影响力和专业影响力排名前五的智库共同组成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智库,剔除重复后,共计26家。其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排名第二,在高校系统内排名第一。
度过了创业、发展的前20年,北大国发院接下来的工作是致力于做中国最好的智库,做有影响力的智库。一方面会踏踏实实地传承、踏踏实实地吸引更多学者来做研究,另一方面继续影响中国政府、影响中国政策,继续完成中国理性社会建设与公众启蒙,这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智库的根本使命。(记者 中国网张林 实习生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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