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 记者张林 实习生门凤晓）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朗润园致福轩教室举办了主题为“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朗润园的观点”的经济论坛，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主持，出席会议的嘉宾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针对近期不太明朗的经济形势诸位学者发表了各自精彩的观点并对此作出了探讨。
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不断的减速，各种议论面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专家们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徐高：实体经济融资难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传导的不通畅
徐高在会上详细解读了近期的宏观经济的形势，他表示，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原因，从外部环境来看，今年是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美国、欧洲、日本这三大经济体总体的景气程度在下滑，反映到了我们出口的减速。所以经济增长主要的波动还是取决于国内需求的波动，而国内需求波动主要来自于国内投资的波动。但从2014年到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的增长是持续下滑，低于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拿到钱的增速还远远赶不上做项目的增速。当融资瓶颈非常严苛的时候，自然投资的增速就要持续下滑，所以预期未来的投资增速还要进一步下滑。
实体经济融资难，而金融市场不差钱，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徐高表示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传导的不通畅。央行把资金、基础货币投放到银行体系，银行体系拿到了央行的基础货币之后，再通过信贷的方式派生出实体经济所要的。所以货币从银行创造出来，到实体经济是两个环节，而过去大半年，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传导环节明显很差。
分析这一系列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可以总结为货币政策的财政问题。徐高提出，面对这样的问题，政策应该从下面四方面化解风险：
第一，政策应该有担当，什么都想要，往往什么也要不了。既要稳增长，又不要杠杆往上涨。有些时候政策没有十全十美的。
第二，财政政策应该有实质性的积极，要以财政本身风险的上升，来降低全社会的风险。而我们现在的是相反的，财政的风险把责任扔给了社会，增加了全社会的风险。
第三，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需要几实体经济相适应。我们过去推的比较快，就使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市场脱节。非市场化的主体获得更多的融资。
第四，对于金融市场的泡沫化的风险加以化解，尤其是银行资金入市潮，股市不会只涨不跌，那么这样的话入市的银行资金就会亏损，会影响到银行生长的健康。
宋国青：股权融资的比例上升，未来艰苦的日子会越过越快
对于徐高博士的这一季度的实体经济下滑的基本观点，宋国青教授表示同意，但细节上有些不同的看法，宋国青表示，四月份经济会出现一点恢复的苗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还不是很确定。同时，宋国青还发表了股市繁荣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主张。
他表示，股市投资预期率上升有期待，对现在的消费会有一些负面影响。预期股票会涨，钱不存在银行，这就是储蓄的一种期待，没有消费明显。稍微长期点看，是财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替代效应很是短期的事情，所以如果短期内对消费产生了一点负面效应，就当它是疼，但是得忍着。大家现在都把钱拿出来不买汽车了，买股票，等到股票赚了再买车，这是长期稳定的事情。
宋国青对杠杆率的问题有所担忧，杠杆率过高导致我们的宏观政策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最后宋国青表示，股权融资的比例上升，未来艰苦的日子会越过越快。企业的资负债率在下降是银行新贷款的问题。未来的收益下降，银行对资本金的要求会更高，这是市场均衡的结果。其实贷款跟企业资金本下降，银行贷款，风险增加，所以银行主动在减。这个情况跟短期的经济波动不一定有关，但是长期会有关。宋国青认为，要尊重市场，防范风险，别有坏账，但是实体经济的钱不能少。跟解决融资难的房地产公司做抵押，不一定要从股市的导向，里边可能有一些表述方法、方式上的变化。
黄益平：经济触底回升需培育新的产业支撑
黄益平教授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减速，是政府开始接受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增长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但是我们对经济的下行还是有很多的担忧，所以政府在不断地采取微刺激、定向宽松这些措施，实际上是要稳增长。
黄益平从以下三点展示了自己的观察成果：
第一，每当政府的微刺激措施一松下来，增长速度就持续往下走。首先，增长速度往下走有结构性的因素在里面，跟发展阶段和过去的增长政策有关系。经济里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过去30几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出口和投资，但是现在出口的增长都是在个位数，投资增长现在速度还比较快，但总体上看起来都在疲软。过去有活力的两驾马车现在没活力了，新的活力不知道在哪儿，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是投资行业的问题，是政策性的问题。过去一直用许多保增长的政策，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品的行业，现在的很多过剩产能怎么样去消化，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第一点，从产业结构来看，有很多行业才刚刚开始，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增长，现在不知道新的能够领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第二点，宏观政策。实施一系列的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但事实上控制地方平台，土地出让减少，有可能财政政策也在收缩，这表明宏观政策没有发挥作用，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负责宏观经济稳定，宏观审慎政策来稳定金融问题市场，这两个之间应该分工，不应该简单的混在一起。
最后，经济什么时候触底回升，要看到什么样的产业可以推动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增长。所以货币政策很重要，财政政策很重要，但是归根到底三驾马车里什么样的产业能支持下一步的增长更重要，这个时候要培育新的引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这需要市场来做，政府不能替代，但是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的经济现在面临的比较大的挑战，第一个是去产能的问题，第二个是去泡沫的问题，第三个是去杠杆的问题，所以要通过改革红利提高经济的效率。
林毅夫：在经济下行时做基础投资是最好的
林毅夫在会上提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7.0%左右，应该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这个。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这么大，面临这个问题，要对症下药。从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长时间下滑，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观念：一种观点，是体制机制结构问题造成的，这种是内生的，不应该去干预，干预的话可能造成体制机制结构问题更严重；第二种观点，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林毅夫相信因为经济下滑有体制、机制、结构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中国还是中等发达国家，接近危险的空间大，而且国家各种稳增长的措施多，但是分析来看，这些条件非常有利，他列举了几个例子：
首先，一般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搞投资拉动了，应该改成消费拉动，因为他们简单的把投资拉动等同于产能过剩；第二个是雾霾，有人说雾霾严重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快；第三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基础设施应该做，而且应该政府来做，这种情况下，应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来做基础投资是最好的，既使是回报率低。
4月30号证监局会议做出了对当前的经济情况的议题，基本上就主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大家要支持消费等等，这些措施是很积极。如果把这些措施都用了，把发挥空间都用了，那维持7%的增长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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