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外脑”(组图)

凌光

有人说，中国已经出现了“智库”热，呼吁要进行冷思考。的确，热起来的背后表明智库作用受到重视，智库对于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的制订，对于社会公众思想潮流的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智库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译自一个英文词“Think Tank”，如果译得更直接一点，就叫“思想库”，当然，那也是一个很流行的译法，两个词完全等价。

关于这个英文词的来历，据说最早是在1964年，由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在他80岁生日宴会上讲出来的。也有人说，这个词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杜鲁门，而是由研究学者首创出来，杜鲁门不过是借用了别人的说法而已。但不管怎么说，智库这个词，是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创造并流行起来的。

智库这个词虽然是在美国创造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所谓智库，当然也有它源远流长的“前世”。

门客、幕僚、参谋部 智库需求古已有之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社会的领导者；有了领导者，就需要做决策；需要做决策，就得有人出主意，当参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为领导者出谋划策的“外脑”古已有之。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谋士文化、幕僚文化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有着十分鲜明显著的特点。谈起中国的历史，少不了要说到姜太公、管仲、苏秦、张仪、李斯、张良、陈平、诸葛亮、谢安、魏征、刘伯温等等谋士的故事，他们的称谓有各样，如门客、幕僚、谋士、策士、智多星、军师、参谋、师爷等等。不管叫什么，他们都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古代，谋士和他们服务的主人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谋士们不但要向主人贡献智慧，彼此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亦主仆、亦师友，关系微妙。谋士们既要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心，也要时时注意和主人保持适当的界限，保持“伴君如伴虎”的谨慎，避免因为越界而招致猜疑，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中国如此，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做决策的君主们总是需要一批有学识、有智慧的谋士帮他们出谋划策。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少年时代的老师，亚历山大当上马其顿国王后，在他的扩张征服战略中，就经常咨询他老师的意见。

古今中外，最急迫需要谋士发挥作用的地方都是在战场上。17世纪中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军队中设置参谋长一职，为军队长官出主意。19世纪初，普鲁士将军香霍斯特在军队中进行体制改革，建立了参谋本部制，用参谋的集体智慧来帮助统帅进行决策。

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智库的“前世”。当然，智库之所以被冠上这个新造的名字，它所代表的事物，一定也是不同于前人的新鲜事物。那么，这个新鲜事物到底是什么呢？

20世纪初期

企业家发起研究“公共政策”

1900年，美国成立了一个叫全国市民联盟的研究机构，成员包括金融界、劳工界、学术界的领导人，下设几个常设委员会，经常就当时市民最为关心的政府腐败、竞选欺骗、投票人登记等政治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报告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有人说，这就是今天所称的智库的初级形式了。

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这个运动主张“积极谨慎地”使用政府力量控制市场和增加个人机会。当时，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就是这场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他问道:“你看到政府正在花费你缴纳的税金，你打算怎么办？是希望政府采取对你有利的措施，还是像过去一样听之任之？”

在他的促动下，191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组织“政府研究所”成立，其宗旨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联邦政府的管理”。1922年和1924年，布鲁金斯又分别创建经济研究所和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并于1927年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也是至今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

美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都是在20世纪初期产生的，其中比较著名并在以后的历史中发挥重要影响的，还有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府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等等。

相较以后几个阶段出现的思想库而言，美国第一批思想库成立的背后几乎都有大企业家们理想主义的成分，即希望思想库真正做到独立、中立、客观—不拿政府的钱、不带党派色彩、不直接涉足政治。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从成立那天起，该学会就把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或不受政治干扰放在首位，为此，甚至定下董事会成员不得干预其研究工作的“铁面”法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政府投钱智库“买点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它必须面临空前繁杂的国际国内事务，仅靠政府自身的力量，已无力应对这些问题，而必须借力于“外脑”的帮助。这一时期，成为美国智库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其特点是，很多智库是在美国政府的直接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今天美国最大的智库—兰德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曾组织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军事研究，尤其是空军装备和战术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战争结束后，军事部门里没有他们合适的位置，而他们处理同高级技术有关的军事问题的能力又是军方所需要的。于是，为了继续发挥他们的才能，当时的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于1944年提出了一份题为《战后和下次大战期间美国的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备忘录，其中提到“有必要让科学家们在民间的环境中工作，而又使其智能可以继续随时为军事部门服务。”

经他提议，美国陆军航空队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于1945年底签订了一项为数1000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合同。这就是有名的“兰德计划”。1948年5月，阿诺德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使“兰德计划”脱离了道格拉斯公司，正式成立了独立的兰德公司。

这一时期诞生的思想库多为“政府合约型”，即主要靠与联邦政府签订研究合同获得资金来源，因此其研究内容及思想倾向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事实上，真正获得“智库”这一名称的，就是像兰德公司这样的研究机构。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

不同党派、利益集团“推销思想”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是美国智库的爆炸式发展时期。今天美国大约有一半的智库是这一时期诞生的。不同于以前那些智库标榜“中立”的特点，这一阶段出现的“思想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往往被统称为“政策推销型”思想库。

美国的法律虽然禁止智库参加党派活动，但如同美国存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一样，大部分智库的政治主张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自由派强调的是社会福利，提倡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事务，在对外政策方面倾向国际主义、多边主义，支持温和、宽容的对外政策；保守派则是赞成市场经济，反对政府管制经济，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反对民权立法，在对外政策方面倾向单边主义，支持强硬的对外政策，主张军备优势、防范遏制。中间派则介于两者之间。

随着智库的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激增，具有明确思想意识形态的组织比例从不到1/4增加到1/2多。保守派智库以2：1的优势在数量上超过了自由派智库。

随着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等共和党保守派色彩浓厚的“思想库”在决策中的影响日增，民主党和自由派按捺不住，决定与其竞争：一方面加强布鲁金斯学会和政策研究所等智库的作用，一方面创建新的智库；民主党的行动反过来又刺激了共和党保守派，于是相与成潮，数量急增。

新成立的智库，特别是保守派“思想库”日益热衷于鼓吹他们的研究和思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保守派比自由派更注重寻求借助媒体宣传其研究成果，在政策讨论中有更高的媒体上镜率。例如，名为“公正准确报道”的媒体监察团于2006年发表了一个报告，在排名最前的10个“思想库”中，没有一家是被列为自由激进的，其中五家被列为“保守的”或“保守/中立的”。

这一阶段还兴起一类所谓“政治遗产型”智库，即离任政府首脑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研究机构，如威尔逊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等。这类智库往往借助离任领导者的名声推销主张，显得对政策鼓吹更加关注。

（本文写作参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著《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林芯竹著《为谁而谋：美国思想库与公共政策制定》、金芳等编著《西方学者论智库》等书籍，特此致谢）

延伸阅读

著名智库的预言

兰德公司

预言中国军队进入朝鲜

1948年兰德公司刚刚成立不久，兰德公司研究人员R·朗迈就向美国国防部提供了一份咨询报告《实验性绕地宇宙飞船的初步设计》，主张制造人造地球卫星。这份报告提交国防部后，国防部以“人造卫星仅仅是科学幻想”和兰德公司初出茅庐、没有什么影响为名，将它长期束之高阁、不屑一顾。直到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把一颗人造卫星送往太空，这一消息震撼了美国朝野各界，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们方如梦初醒，想起兰德公司的这份咨询报告，这使美国研制卫星的时间延误了10年。

朝鲜战争开始之际，兰德公司就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进行研究，根据对中国民族性等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只有七个字：“中国将进入朝鲜。”兰德公司准备将研究报告以高价卖给国防部，但国防部认定中国决不会跨过鸭绿江，而且认为研究结果价格太高，没有理睬兰德公司。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跨过了鸭绿江。兰德公司的预测成为现实。美国国防部为检讨自己在这一事件上的错误，事后用200万美元买回了这份已经过时的报告，而兰德公司则一举成名。

兰德公司还利用非常有限的资料，成功地预见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上台。

对外关系委员会

推动“马歇尔计划”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于1918年，从成立之初就为美国制订了若干对外政策，而且以其正确性为美国政府所倚重，从而形成惯例。

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4月提议，就是否使用原子弹成立一个临时小组，并且任命当时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为组长，而他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史汀生从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挑选了5名成员作为该小组成员，他们一致主张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乔治·凯南于1947年1月提出“遏制”理论，影响很大，可以说冷战政策和遏制战略都是由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出的。它还为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奠定了基础。早在1947至1949年期间，对外关系委员会就提出了重建欧洲的计划，“马歇尔计划”由此产生。

对外关系委员会还提出了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为改善中美两国的僵局奠定了基础。正是它注意到美中接近的可能性并且致力于推动这项政策，影响了当时还未上台的尼克松总统，并促使他在上任以后实现了此政策建议。

罗马俱乐部

预言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因总部设在罗马而得名，是全球最权威的智库之一。罗马俱乐部有近百位成员，分别来自35个国家，代表了不同文化、信念和社会环境。

1968年4月，大约30位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工业家和政府文职人员聚会罗马，就人类的未来与发展问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激烈讨论。虽然这次会议没有就许多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它却进一步促使人们去深入探索这些问题。这次会议被称为“罗马会议”。会后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联合起来，推举奥雷利奥·佩西为主席，罗马俱乐部就这样诞生了。

罗马俱乐部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起初，罗马俱乐部成员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赞同，因为提出的问题太大，人们无法确定现实的投入能否收到预期的利益，往往是怀疑代替了支持、同情代替了参与。面对这种大挑战，罗马俱乐部坚定地把“系统地运用全球模式来提出和分析世界总问题”作为指导思想，树立了全新的思维方式。1972年3月12日，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发表，总发行量达到了400万册，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罗马俱乐部一举成名。

报告的内容乍看起来确实有些危言耸听，最初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许多预言（如增长的极限、苏联的崩溃、世界经济一体化、人类破坏环境等于自掘坟墓、网络化生存等）的纷纷实现，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