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近期，有媒体报道，中国90后比80后少了30%—40%，90后开始创业的时候，中国整体人口开始下降，需求开始减小，他们晋升的机会、掌握的社会资源，得到的历练和能力就会不如80后，他们的活力就会下降。
积极的人口观要正确看待人口的红利，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的价值和贡献，关键点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增量的减少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少。每家平均生二个孩子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维系更替水平生育率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前提。然而，我国的实际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TFR=1.5左右），长期处在超低生育水平（TFR小于1.3）之下。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TFR只有1.22,2010年六普时TFR进一步下降到1.18，近年数据基本上在1.3以下，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低，不到1，属于极度危险的超低生育率。
一个朴素的道理是现在的新出生人口是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所以生育率长期处在低迷的状态，将使2012年之后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问题雪上加霜，使得经济下行的人口条件更趋严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前做好足够的劳动力人口储备，这是一个需要眼光远大的人口长期发展问题。
此外，上百万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问题开始浮出海面，成为社会公共话题，考验着政府的良知和责任。微观的失独问题开始社会化，加剧了劳动力人口亏损问题。
为了应对少子老龄化的巨大挑战，中国需要提振适度生育率，提出“适度老龄化”战略，实现代际人口发展的均衡。虽然即使放开生育，也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老龄化问题一是与老年的长寿化有关，二是与人口的少子化有关，而且中国的人口亏损非常严重，要弥补这么严重的人口亏损，没有长期的努力是做不到的。
在低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阶段，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婴儿潮”来冲淡“老龄化”的暮气，中国不仅要多生孩子，而且要早生孩子，以弥补严重的人口亏损，确保必要的人口储备和人口安全。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并不靠前。经验告诉我们，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往往社会分工细致，经济发展繁荣，几乎是一个规律。人口与资源环境既有冲突一面，也有和谐一面，需要在互动、动态、开放、复合的体系中具体分析，很多资源环境问题产生于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多样化的“人类行为”和规模性的“人口数量”两个概念不可相提并论。人口有时是保护生态的正能量，例如植树造林护林的人口，从事环卫工作的人口，从事资源回收的人口。
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系中间有制度变量、经济发展模式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可以改变人口的数量效应，从负效应变成正效应。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会约束和引导人类行为更好地保护资源环境，促进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育率反弹是好事还是坏事？生育率反弹的潜力有多大？可以从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两个方面来看所谓“人口膨胀”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而且非常有害，会导致中国坐失良机。
首先看生育能力。研究发现，生育率的回升有一个生育的战略机遇期，一般女性过了35周岁之后就难以满足优孕优生的生理条件。从70后非独家庭的女性来说，她们已经处在优孕优生的边界年龄，留给她们的机遇是稍纵即逝的。
其次看生育意愿，调研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理想子女数）已经很低，平均在1.6-1.8之间。受生育条件的限制，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意愿生育水平，而且在代际人口之间不断走低。令人担心的趋势，80后比70后低，90后比80后低，00后比90后低。现在新生代人口中间已经形成新的生育文化，这就是选择性独生的低生育文化甚至不生育的丁克文化。
2000年以来，生育率数据也证明我国实际生育率不仅低于意愿生育率而且低于政策生育率，这都是因为迅速的城市化抬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很多年轻家庭痛感养不起第二个孩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以来，虽然有1100多万对夫妇符合条件，但2014年却只有106.9万对夫妇提出申请，年新增婴儿不过区区47万，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成为共识。所以，中国要担心的与其说是人口反弹，不如说是人口萎缩。
人口是一个慢变量和长过程，特别需要前瞻性的眼光和举措。人口的储备需要一个时间上的提前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提振生育率的历史节点到来的不是早了，而是晚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至少具有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的特点，这些都与人口控制和快速的人口转变有关。为遏止少子老龄化代际人口发展的失衡趋势，首当其冲的是中国需要储备足够的“人口力量”，保护潜在的“人口红利”，首先需要适度生育、适度老龄化的战略应对。
现在已经能够看出端倪，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向倒金字塔逆转，这不是通向光明的未来，而是风险巨大、挑战严峻的未来，对此，中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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