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一带一路”建设应确立新哲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其他一切哲学的区别时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是其最鲜明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随着时代矛盾的发展而不断变革自己的形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一定发展阶段需要确立与之相应的一定的时代哲学。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在1937年撰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光辉著作，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针对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课题。尤其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在客观上需要与时俱进地确立与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的新哲学，以指导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发展的新未来。

行动哲学：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从孔夫子到王阳明，皆崇尚知行结合，学以致用。千百年来，中国哲学界争论的是知行的难易、轻重、先后问题。如程朱学派主张知先行后，强调知的作用，王夫之则认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行高于知。近代以来，孙中山在探索民主革命的艰难进程中，慨叹“知易行难”。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知行关系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存在着经验论与唯理论的长期争论，自古希腊哲学以来，西方哲学受理性主义影响，一直认为思维和观察优于行动，形成了推崇“沉思”的传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出，对知行观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和澄清，赋予知行观以科学的基础。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强调人们的社会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次的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程度。”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时，历来反对“本本主义”，而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

“一带一路”就是基于实践哲学提出的一个世纪构想，是长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产物。可以确切地说，“一带一路”构想并非是学者论证的产物，而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习近平本人首先提出的，在提出之初征求学者意见的时候，很多从事历史、经济、国际关系和国别区域研究的专家绝大多数并不赞成，甚至直到今天很多严肃的学者还抱有顾虑和怀疑。为什么会这样呢？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制于特定认知哲学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白猫黑猫论”，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认识论，主张“不争论”，大胆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一哲学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理论论证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传统的知行观，不再是理性为行为立法，而是行动为认识立法，不再是政治家以学者为师，而是整个社会“以吏为师”，强调只有在实践中积极行动，才能获得新的认识。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中国道路的开拓进程也推动了中国哲学观从实践哲学走向行动哲学。在行动哲学看来，只有通过行动，个体人们才能相互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共同世界，才能真正理解真理、行动目标、人的本质、社会前途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的构想也是在政治家在行动中走出来的，不是专家论证出来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行动哲学是实践哲学的发展，它在哲学基础上是根本一致的，都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的正确认识只有从实践中来。相比之下，行动哲学比实践哲学更强调路径依赖和行动时机。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种道路、理论和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影响其后的道路、理论和制度选择。中国已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管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都不能脱离这一道路，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新理论，开辟新天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探索发展新理论、新制度的重要行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升级版。所谓行动时机，是指重大行动要把握正确时机，一旦出现战略时机，就要果断行动，决不犹豫。“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反应热烈，沿线国家积极响应，许多重大项目进展迅速。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时机合适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全力推进，在行动上可能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回味。“虑善以动，动惟厥时”，行动哲学要求治国理政要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时，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开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境界。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强调行动哲学的指导地位，就必须要重视排除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与行动哲学重视行动和实践相比，“左”的思想和右的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从某一本本出发，要么以封闭僵化的教条为指导，给“一带一路”建设强加一系列限制，甚至夸大阶级斗争的形势，把“一带一路”误读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意在扩大势力范围，输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要么以西方国家的经验、道路和理论为蓝本，批评“一带一路”走错了方向，认为“一带一路”应当缓行。这些思想认识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应及时排除其干扰。

的确，作为一项重大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与此前强调埋头国内经济建设的做法有很大区别，与重点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相比也有新的调整，此种调整有着很大的风险，此种风险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特别是自由主义学者讨论“一带一路”所忧虑的核心。事实上，世界上没有风险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当年决定搞改革开放也是冒着巨大风险的。有风险并不是影响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真正决定作出“一带一路”战略选择的哲学基础是作为实践哲学升级版的行动哲学及其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大局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是一个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中国既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也不能消极无为，必须在坚定信心的基础上，在行动中边实验、边总结、边提炼，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只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通过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新阶段。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第二经济大国，中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无法通过韬光养晦而置身事外，只能做出顺应世界潮流又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选择。从根本上来说，“一带一路”就是此种行动哲学的具体体现，它不能机械地照抄某一思想教条，也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能在行动中总结经验，不断发展和丰富理论认识。只有如此，才能进行真正的批判性思索，穿越未经省察的偏见和信仰，从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的彼岸。

复兴哲学：“两个回归”、“两个超越”

行动哲学解决了“一带一路”的思想路线问题，那就是“一带一路”重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行动和实干，而非空谈和争论，在行动中介入本质性问题，突破利益固化和思想僵化的藩篱，实现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新飞跃。实践永无止境，行动也永无止境，思想和理论也就获得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在行动哲学指导下，“一带一路”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向何方？这也是当前和今后决定中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一个首要的政治哲学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全过程。毫无疑问，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产物，它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呈现为特定的理论景观。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过程中的重要理论结晶，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的宝贵财富。然而，迄今为止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其所赖以立足的前提和基础是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是一个为发达资本主义体系所排斥的国家，都是致力于解决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地带或“薄弱环节”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孤独国家，也不在是处于国际舞台边缘地带的落后国家，已经逐步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成为饱受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中国自身也发生了革故鼎新的变化，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已经步入了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和广大乡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日益扩大。关于在一个一些地区已经“先富起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探索和新的实践探索。“一带一路”就是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快速崛起过程中所进行的如何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探索，它要回答的是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中国面临的各种新问题以及对此所作出的战略性调整。

最先意识到对“发展后问题”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是邓小平，他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做了充分的估计。1993年9月，邓小平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作出了新的阐述，对此前的发展理论进行了必要的修正。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要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切在本质上都是坚持发展起来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在看到中共十四大后中国发展形势热浪奔涌的喜人景象时，邓小平敏锐地发现，“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些问题会“自然出现”，“到一定时候就会出来”。关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指什么意思，小平同志谈到了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四个坚持”问题，认为“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特别是，“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另一个是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经济基础问题，即使出问题需要进行适时战略性调整就能化解。邓小平1991年8月谈到中国发展战略时，在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意识到“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显然，邓小平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新问题的必然性，强调适当进行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必要性，但最终目标仍然是调整后的“再前进”。然而，邓小平晚年的思考发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将更多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问题，它将决定国家政权的性质问题和执政地位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就是大的政治问题，轻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伤筋动骨，重则有可能有丢失政权的危险，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所谓“颠覆性错误”。

关于如何处理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新的回答，包括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要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重要思想，以及“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尽管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还在进行之中，但指导这一回答的政治哲学已经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回归”的复兴哲学：一是回归马克思早期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探索。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只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才能产生并找到自身发展的条件，在《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文献中，马克思对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了概要的阐述。后来，列宁修改了发展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胜利论”，发展为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论”，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都是沿着列宁开启的道路展开的。如今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快速发展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越来越具有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越过列宁以来的“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学说，回归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探索的问题，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以及世界发展的时代条件进行新的探索，这就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超越和创新，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条件的要求。二是回归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形成的中华文明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主要的就是把新中国的发展成就与传统中国的文明体系相对接，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复兴。中华文明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上与众多文明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吐故纳新，先后在汉唐时期与佛教文明、在宋元时期与伊斯兰文明、在明清以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融合发展，实现了中华文明的革故鼎新，造就了世界了惟一获得千年持续的古老文明。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此种文明交流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文明角度与世界多元文明在交流互动中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华文明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寻求与其他多元文明取长补短，合作共进的重要努力。

当然，“一带一路”所启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创造性的转化”，推动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之间的深层融合，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两个超越”：一是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的超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向新社会主义阶段的超越。随着“一带一路”的展开，中国道路将会逐步超越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因素，在与沿线国家合作共进中逐步推动中国道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道路的互联互通，逐步探索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因素，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实现中国道路与各国道路的合作共赢，实现“中国梦”与“亚洲梦”、“世界梦”的梦想对接。二是实现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明的超越，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包容互鉴。“一带一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几千年文明交流史所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这里汇集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等世界上最主要的文明体，而且这些文明体已经交流互动了数千年，如果能够通过打通“一带一路”缔造未来的新丝绸之路文明，不仅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动世界文明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将是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总之，“一带一路”决不是中国为寻求一己之私而作出的战略谋划，更不是中国寻求扩大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深谋远虑，理解“一带一路”的历史性意义必须确立新的哲学观点，从超越实践哲学的行动哲学视角，从探索新社会主义精神和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多元文明互联互通的角度，放宽视野，解放思想，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恒久的耐心，特别是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大胆探索，锐意创新，真正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宗旨所在，也是中国未来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