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智库：智库独特的精神气质

影响国家公共政策决策是智库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而智库之所以能够影响国家决策，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其具有独立且专业的精神气质，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共角色，具备独特的运作模式，从而能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也对社会不同阶层产生影响。

独特的精神气质

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个著名的阐释：“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这也被看作是智库共有的独特精神气质，是智库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根基所在。

（一）本质：“思想工厂”

智库，顾名思义就是知识、智慧和思想产生、存贮、碰撞的地方，在这里，思想与观点是第一要素。产生通权达变、顺应发展潮流的新思想、新观点，是智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更是成为一流智库的必然要求。如果一个智库不能产生独立的思想、观点，不能使自身的思想、观点直接影响和推动公共政策，同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那么，即使其规模巨大，经费充足，名流聚集，也无法被视为世界一流智库。

国际上学者对智库的定义虽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定的共识。智库研究专家Ｄｏｎａｌｄ Ａｂｅｌｓｏｎ 认为智库就是“专门创造、重组和推广思想给公共第二章　智库何以影响国家决策　１９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大众”。美国智库学者詹姆斯·Ｇ．麦甘定义智库为 “开展针对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分析，为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建议，让政策决策者和公众获得有关公共政策决策的充分思想和信息”。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认为，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同时却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智库研究学者Ｄｉａｎｅ Ｓｔｏｎｅ 这样定义智库：“智库收集、消化和创造出一系列思想产品，主要是为政治和政府机构决策服务，有时也为媒体、利益团体、企业、国际机构和公共社会大众服务的组织。”

我们认为，智库实际上就是专门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的思想工厂和研究型机构，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能够影响媒体和公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关注和参与，能更好地服务于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公共政策发展、决策、制定与实施。

（二）目标：影响公共政策

智库本质上是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具有社会公共属性。智库不是政府机构或其职能机构，并不直接制定相关政策，而是影响它们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创新。智库的影响力不在于出版著作的多少或举办会议的多少，这些不过是载体，真正的影响力在于通过这些载体对媒体、公众和政府决策者产生相应影响，最终直接对推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制造影响力。

智库存在的根本目的即“影响政策”，其一切政治、经济与学术行为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智库总是寻求机会、建立渠道，向决策层、社会公众尽可能地输出并宣传他们的立场、观点，目标就是要影响政策的制定、执行。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成立时，其创始人刘易斯·Ｈ．布朗公开宣称其宗旨：“在凯恩斯学说兴起之际倡导自由市场经济。”②卡托研究所更是以古罗马时代反对恺撒、主张共和制的卡托和美国革命时代倡导自由主义精神的《卡托信札》为其命名的灵感。在知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智库的功能和作用日渐凸显，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智库的独立性、专业性使其思想、观点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科学性。正是凭着这一特质，智库才在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等问题的处理上对各国的决策者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如今，智库对于美国政府仍然具有深层次的影响。２００４ 年，使奥巴马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崭露头角的那段批评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演讲，事先就征求了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政策咨询意见。而近几年出现的“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中美国）和“Ｇ２”两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提出来的。

智库的影响力取决于其影响或改变社会公共决策过程中其他主体的思考、判断、决策和行动的程度，程度越高其影响力越大。为了体现其 “思想工厂”的本质，实现其影响政策决策的使命，智库需要利用各种途径向相关者，如政策制定者、资助者、精英阶层、媒体和社会民众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等。智库也在宣传自身观点，影响决策的过程中，建立其在学术、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力。通过政策咨询、高层听证、研讨会、参与大众媒体的宣传、出版自己的刊物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是其中较为普遍的几种方式。除了最直接的对政府决策层进行的政策咨询和听证，知名的大智库常有大量的对公众和媒体开放的活动，比如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每年有两百多场对外的公共研讨和讲座，我曾作为访问研究员在那里工作，几乎每个工作日都会在办公楼的报告厅参加一会儿正在举办的各种研讨会；同时智库的研究观点会通过出版物和文章、电视访谈的形式在媒体发布，引发社会舆论的发酵。在众多宣传手段中，出版物几乎是每个智库都必有的产品。国际上著名的智库一般都有自己的出版物，作为传播其思想、观点的载体，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季刊，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双月刊等，都是智库定期出版的宣传其思想观点的重要刊物。

（三）特征：独立性与专业性

智库的本质与目标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任何机构或个人的附庸，而需要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性使其不受制于他者，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避免了拿人手软、吃人嘴短的困窘；专业性则保证智库的思想、观点的可信度，是实现其影响国家决策的目标的根本之所在。

智库的独立性包括物质上的独立性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物质上的独 Global Think Tanks 　２２立性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独立，智库的组建和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运作、社会捐赠和自筹，而不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其独立运作的特点非常明显。所谓基金运作是指智库依靠基金增值的收入来进行公益课题的研究，一般来说，智库基金的来源都比较多元化，在多元中保证智库的独立性。社会捐赠和自筹也是如此，避免了仰人鼻息的尴尬。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智库能够提供有质量、能产生影响的咨询建议，经济上的独立是其重要保证。反观中国国内不少智库之所以屡屡失准，与其不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密切相关。唯决策者或投资者马首是瞻，使国内的一些智库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可想而知想让这样的智库坚持独立性，坚守研究的相对客观性，做出高质量的咨询成果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特别重视发挥民营智库的作用，因为民营智库在独立性方面可以有制度上的保障。

经济上的独立只是使智库具备了讲真话的基础，而要讲出高质量的真话，则需要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思想上的独立性要求智库以客观事实为判断依据，对信息保持充分的理性，不使判断失掉公正性、客观性；同时，在发表意见时能坚持其专业判断，不受外界影响，有较强的独立提出和实施行为目的的能力，它反映了智库的行为价值的内在稳定性。这种内在稳定性来自于价值观的独立性，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品质，智库才能按照自己的创见提出行为目的，并找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容易受他者的影响。与之相反的意志品质是受暗示性，这种意志品质的智库容易接受他人的提示、命令或建议，容易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我在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员时，和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有过多次交流，他认为，独立性是智库必须坚守的核心价值，也是判定其能否成为高水平智库的关键所在。

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不接受社会和政府资金资助，而是指智库的研究不受资助方影响，这也是智库和企业研究团体以及行业协会之间的区别。同时，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并不表示其研究态度没有倾向性，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涉及重大国际性议题时，国际知名智库的研究内容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其研究成果也具有鲜明的立场和价值取向。比如在美国，上面提到的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拥护者，而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等更接近“中左”的价值观理念。虽然价值观可能有自己的倾向性，但并不影响其研究的独立性和专业程度，也正是这些价值观的差异，让智库发达国家的智库行业、思想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多元化特征。

智库靠思想维持生命，而思想的科学性取决于智库的专业性。智库的专业性主要包括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智库的专业特色、智库的专业咨询工作等，简单说来就是要在某个或某几个领域具有专业的研究能力和水准。世界知名智库普遍都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即便是大型智库也主要专注于某些研究领域，同时也都汇集了该领域的翘楚，如布鲁金斯学会专长于国际问题，如中东问题。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共有２００ 多名学者，其中高级研究员有１００ 多人，占到将近一半，这些学者都拥有极强的学术背景、独特的观点，他们独到的见解和在学术界的深远影响为布鲁金斯学会赢得了“没有学生的大学”的美誉。卡托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政策为主，研究所汇集了爱德华·克里恩（Ｅｄｗａｒｄ Ｃｒａｎｅ）、汤姆·Ｇ．帕尔默（Ｔｏｍ Ｇ． Ｐａｌｍｅｒ）、何塞·皮涅拉（Ｊｏｓé Ｐｉｅｒａ）、罗杰·皮隆（Ｒｏｇｅｒ Ｐｉｌｏｎ）等知名学者，还有弗里德里克·哈耶克、詹姆斯·Ｍ．布坎南、弗农·史密斯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专业力量决定着智库的影响力，是智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影响社会的关键所在。作为智库，汇集行业翘楚进行知识、思想生产与政策研究是其立命之根，因此专业化是智库的一个必要特性。

智库的独立性保证了其专业性的客观公正，其专业性的客观公正又为独立性提供了条件。正因如此，智库的思想、观点才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文章节选自《大国智库》主编 王辉耀 苗绿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