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一带一路”的三大主力军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也是“一带一路”的积极推动者、实施者。庞大的中国经济总量和超大规模的人力资源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物质基础。其中，以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和环渤海经济区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和港澳台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具有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和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是整个“一带一路”倡议动力源头。如何发挥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的先发优势和引领功能，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沿海地区：“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目前，人们对“一带一路”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新疆和福建两个核心区，很多人要么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更多分析沿线国家存在的政治风险和各方面的挑战，要么把目光更多锁定在西部地区，从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着手，分析复兴古丝绸之路的种种方案，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一种对西北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误以为是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反向补贴和政策优惠。其实，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诚然，如同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首先从东南沿海启动一样，“一带一路”重点建设西北边疆地区，注重打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陆经济通道，实现互利共赢。但是，无论是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福建，还是东北、西北和西南经济实力更加弱小的诸省区市，根本无法扮演“一带一路”的龙头角色，它们不仅缺乏发挥引领作用的经济能力，也缺乏扮演龙头角色的开放视野、开创能力和体制机制。尽管中央已经在新疆和福建两省区设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但从两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让它们引领整个“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恐怕是要求过高了。就目前来看，新疆和福建除了通过自身体制机制的大胆改革创新盘活自身一盘棋外，其他的基本上无法指望，更何况新疆还面临暴力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势力”的严峻挑战，在南疆面临着不是引领“一带一路”的问题，而是如何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问题。福建的情况尽管要比新疆好得多，但要想让福建引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这样势力雄厚的经济圈，也无异于是“小马拉大车”，很难有大的作为。在此，我们完全没有否定中央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战略决策的意思，也没有有意贬低或看不起两省区的改革创新能力的意思，只不过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两省区更适合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两省区的改革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成功了固然很好，一旦失败了也不应影响中国发展战略的全局，“一带一路”最好不要押宝在两个核心区的探索和创新上。

既然新疆和福建两省区以及中西部各省区无力胜任“一带一路”龙头和引擎的角色，谁可以承担这一角色呢？毫无疑问，就“一带一路”倡议整体而言，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其统领的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是“一带一路”的龙头，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是“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总指挥部”和“总前委”，所有重大方针政策和实施方案要从这里传达到各个部委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依靠党、政、军、民、商、学、媒等社会各界，团结海内外一切愿意参与的力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然而，具体而言，在中国经济总体布局中，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各经济区，包括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区、舟山群岛新区、浦东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东南沿海地区众多经济活力强劲的地区，经济总量占据了全国的七成以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扮演龙头和引擎角色。同时，这些地区与港澳台、日韩、欧美等发达经济地区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对整个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体系有着灵敏的反应，如何发挥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在自身扩大开放和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展开，将是新常态下沿海地区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认真对待和高度重视的战略课题。

在国务院授权三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中央对沿海地区在“一带一路”规划中的定位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引领”，“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从中央的定位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火车头还是确定在沿海地区，并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将发展重点完全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只不过对东部地区而言，核心问题是通过深层次改革实现转型发展的问题，沿海地区要调整现有过多中低端产业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更多向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国际竞争的蓝海地带进军，建设具有世界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经济增长极，这是“一带一路”总布局对沿海发达地区的总要求。具体来说，所谓“排头兵”，是指沿海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走在国内各省区市的前列，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列，主动通过扩大开放倒逼自身深层次改革，在与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竞争过程中形成“一带一路”的新优势。因此，沿海地区不仅要“一带一路”的排头兵，而且还要做与发达经济体竞争的排头兵，两者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所谓“主力军”，是指沿海地区还要承担“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承担更多的项目，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链接东中西、沟通境内外的经济大通道。很明显，尽管“一带一路”意在调整发展布局，重在振兴中西部地区，但沿海地区仍然是实现“一带一路”构想的王牌，是主要的依靠力量。沿海地区对于这一点必须心中有数，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勇挑重担，切实履行和发挥好引领作用。

二、三大主力军：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经济圈，尽管土地面积并不大，但人口密集，经济产出效率和集约化程度都非常高，很多省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在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拉动下，沿海地区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大循环之中，成为拉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极。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环渤海湾城市群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扮演着链接中国本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枢纽和桥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海地区需要调整角色，除了继续扮演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枢纽之外，还要扮演“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角色，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主力军，可能决定着“一带一路”的进展乃至未来。同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各有其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等特色，三大经济圈在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不可能平行用力，需要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彼此呼应，分别从南方、东方和北方三条战线展开，沿海路和陆路两个维度延伸，如同两个巨大的经济发展翅膀，驱动“一带一路”在欧亚非三大洲和太平洋与印度量的两洋范围内展开，稳步构建链接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圈。具体来说，三大经济圈可能在“一带一路”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一是作为资金融通和设施联通主力军的长三角经济圈。

长三角经济圈是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约30多个城市组成的经济圈，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实力最雄厚和最具活力的地区。该地区从1992年开始加强江浙沪协同发展，建立了15个城市间合作机制，到2010年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际化城市群和增长极。在2014年，全国GDP超过63万亿元，仅长三角核心区16个城市就贡献超过10万亿元，被国际公认为当今世界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与其他两个国际化城市群经济圈相比，长三角经济圈最大的特点是有着超一流的基础设施条件、雄厚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和国际化水准的现代服务体系，是国际资本投资青睐的“天堂”。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纷纷确立“转身亚太”战略的背景下，长三角经济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财团和研发中心聚集的所在地。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长三角经济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群经济圈，成为和伦敦、纽约相媲美的世界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鉴于长三角经济圈所具有的各方面优势，应该将该地区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任务的主力军。

首先，打造长三角经济圈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主力军。尤其是作为长三角经济圈核心城市的上海，中央在上海设立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明确指示希望上海成为全国开放度最高的自贸试验区，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角色，成为吸引全世界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强大磁极。重点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推行货币自由流通，打通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等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机构的联系，逐步推动上海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推动上海在构建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其次，推动长三角经济圈成为引领“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的主力军。长三角经济圈在基础设施上与世界链接最为紧密，浦东机场、虹桥机场是链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枢纽机场，洋山深水港、宁波-舟山港是国际集装箱运输运力最大的港口，在通信、能源、新能源、高科技技术等领域，长三角经济圈不仅是国内水平最高的，在世界上也位居前列。但是，受体制和政策的原因，长三角经济圈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却并不十分紧密，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存在落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落差就更大。因此，“一带一路”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起点可能是从国际化水平最高的长三角经济圈出发，打通从西太平洋沿海到北大西洋沿海的经济大通道，为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扫除障碍。

二是作为贸易畅通主力军的珠三角经济圈。

珠三角经济圈背靠内陆腹地，面向南中国海，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等城市群，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与港澳紧密融合，是一个有着崇商重侨传统的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不同，珠三角经济圈有着毗邻港澳台和背靠东南亚的地缘优势和华侨之乡的人缘优势，呈现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大城市驱动的城市群格局，尽管在经济实力上比不上长三角经济圈，但各个城市之间互联互通，联系方便，市场化程度高，以“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起步，吸引了大量以服装、玩具、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外资进入，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日用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是中国经济国际化和外向度最高的地区，外贸依存度超过150%以上。世界银行2015年1月26日公布，中国珠江三角洲已在2010年超越日本东京，成为世界人口和面积最大的城市带。尤其是随着2014年广东自贸区的设立，珠三角经济圈的国际化将获得进一步加速发展。

因此，鉴于珠三角经济圈拥有贸易国际化的巨大优势，应充分利用其商业网络优势，加强与内陆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联系，推动珠三角经济圈成为“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主力军。要积极推动珠三角经济圈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动广交会等展会平台转型升级，加强与欧美、亚太等世界各地的商品交易所对接，建设高水平的“一带一路”商品交易平台、拍卖行、典当行、物流中心等贸易体系，增强带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能力。同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畅通，在数据共享、自动报关、检验检疫、监管体系等方面推进互联互通，切实增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激发和释放合作潜力。

三是作为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主力军的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

环渤海经济圈位于中国北方渤海周围，涵盖了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省市，区位特殊，工业密集，城市弥补，是中国首都经济圈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门户。与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相比，环渤海经济圈国际化水平低，发展也不够均衡，北京与天津发展要明显快于山东、辽宁与河北，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高，特别是以重化工—资本密集型的国有资本企业占主导地位，是中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不过，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最大的特点是政治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是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把京津冀计划作为国家战略，通过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推动首都经济圈的一体化。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把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群协作列为当年一项重大任务。随着京津冀协同以及环渤海与京津冀地区经济群协作的启动，必将对“一带一路”的北线和中线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从京津冀协同和环渤海经济圈协作的特点出发，应该着力发挥这一经济圈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主力军作用。其中，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丰富，要通过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和发展服务等渠道，举办各种政策论坛，完善对话机制，举办社会文化活动等，创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沟通交流的机会，在交流中实现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同时，京津冀协同和环渤海经济圈协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区域内陈规难破、市场分割严重、经济发展缓慢和彼此之间协作不足的问题，要想释放该地区在“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活力，必须致力于打破壁垒，增强互动协作，从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层面搭建合作共进的平台，形成规模优势。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强与蒙古、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的联系，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经济圈协作发展的互动，增强“一带一路”北线的带动能力。

三、重在打造经济增长极

总体来看，尽管中国三大经济圈各有优势，但在对接“一带一路”上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行政体制分割引发的地区间恶性竞争、不同区域存在的贸易壁垒和花样翻新的地方保护以及资源配置不合理和特色不明显等。由于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主权国家，这些问题在中国发展战略全局中只要不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可以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启动，如果还存在此种自相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的情况，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信任度。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整合中国三大经济圈的特色，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致力于打造“一带一路”的区域增长极。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提升核心城市的引领效应。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三大经济圈中，都有其发挥引领作用的核心城市，比如长三角经济圈的上海、珠三角经济圈中的广州、环渤海经济圈中的北京和天津等，三大经济圈能否真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归根结底要看核心城市的引领效应发挥得好不好。以上海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是与上海浦东新区开放开发紧密相关的。在1991年以来的浦东开放之中，第一轮开放是土地批租和招商引资，表现为设立开发区，上新项目。第二轮开放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现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搞资本兼并，资本运营。此次“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可以看做是上海的第三轮开放，主题是资本开放，包括探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和取消对外商投资准入现值的投融资制度改革、通过要做强做大股市和积极对接华尔街金融体系，以股市开放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上海股市，推高股市，为中国企业提供优越的融资环境，培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世界500强企业，以及探索建立离岛金融区的问题。总之，展望未来，上海和长三角经济圈应“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重点不是招商创业，也不是推动探索自由贸易，而是建设金融创新服务区。要借自贸试验区之名，探索金融创新区之实，上海的出路在金融，上海的竞争力也在金融。因此，上海要确立“金融强国”的战略，以金融创新带动其他一切领域中的创新发展，打造上海国际化战略的升级版。

二是提升三大经济圈的协同效应。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想发挥三大经济圈的引领效应，紧靠某一两个省是不够的，必须大力加强区域内的协同整合，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追求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要通过制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制定“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长三角经济圈协同发展规划”等，明确经济圈协同发展的目标和发展路线图，以公路、港口、机场的衔接配套和交通、物流网络的完善为重点的基础设施一体化，以强化信息资源互通共享的信息一体化，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态完善城市功能的城市布局一体化，最终推动建设区域内的一体化商品物流共同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人力资源共同市场、科技成果及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市场、基于信息网络平台的信息共享及信用征信共同市场，以及文化旅游共同市场等。惟有将共同市场的协同效应释放出来，才能转化为“一带一路”的带动效应。

三是提升三大经济圈的带动效应。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中国国家发展的全局中，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是对外连接发达国家，扮演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门户角色，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地区已经被纳入整个国际资源配置的大循环，成为追随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二是对内连接内陆腹地，扮演着拉动中国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角色，成为面向内陆腹地的辐射中心。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沿海和港澳台地区的这一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仅仅是全球经济的追随者，而是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领导力，也不再仅仅是内陆幅度的引擎，也具有拉动整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引擎效应。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要求沿海和台港澳地区转变传统的角色定位，在继续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同时，更强调确立主动进取，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总之，“一带一路”能走多远，能走多快，从根本上取决于市场拉动力和政府引导力。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还是取决于东部沿海地区引领带动效应释放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市场发展需求对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论的指导以及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三者缺一不可。从目前情况来看，所有这些努力还刚刚起步，首要的还是大力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搞清楚区域内一体化和跨区域协作之间的关系，为增强三大经济圈的带动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当然，在理论没有搞清楚之前，“一带一路”也需要从干中学，边实践、边总结、边提炼，因为“一带一路”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一定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不是在书斋里论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