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新型智库的一个有益尝试。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主持。
国内这些年提出TPP不符合中国价值观,离中国较远,其中一个核心点,就是TPP里要求集体谈判。回想一下,2009年,国内批判TPP的声音里说这是动摇了我们社会主义执政的根基,怎么可能在工会之外允许工人另立工会。特别是劳工,这岂不是要另立新党,弄得很严肃。经历这么些年我们的认识也在变化,价值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它是经书里来的,特别是宗教里头。刚才金老师讲的国际政治,人为什么而活,经书里是有的,也不可能由一个宗教来统一所有其他的宗教。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
第二,不进入经书也不进入学者的讨论,大家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比如一些中国游客到香港,在国内妈妈让孩子在马路边上方便大家也就最多捂着鼻子,但香港不接受,这就有价值观。泰国的寺庙里不允许随便洗手洗脚,这就是价值观。这存在不同社会里,不管他说什么语言,不管什么政治体制约定俗成的。
第三,作为一种决策的指导,决策的指导里分内政和外交,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或者为了证明自我文明或执政道路是正确的。我来之前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跟踪。1994年,新加坡把一个美国青年,14岁打了鞭型,因为这个青年偷了新加坡的公共设施,而且在一个汽车上涂鸦了,给他鞭刑了六下,当时这是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的一大争议,因为这个事儿在美国不是个什么事儿。体现下来就是价值观。今年3月7号,有两个德国的青年在新加坡的城铁车里涂鸦了,新加坡把这两个追捕了,这两个德国青年住在澳大利亚,追到马来西亚把他追回来了,一个21岁,一个22岁,还是给他判了监刑和鞭刑,没有引起很大的国际上的争议。当然对新加坡来说,这是它的价值观,一以贯之。我们的意思是有争议,但看看争议是什么,在多大范围内。
第四,不管你的价值观怎么说,怎么做?刚才邱老师说的,中国是不是要扛这个大旗,外交上所谓奋发作为,来个新的模式,亚洲新模式,亚洲价值观,我想他们讲的是这个意思,回答也是一样的,不要举这个旗,尽管不举这个旗,海外也会有它的评论。因为原本他对文明的理解、对交往的理解就是不一样。
对我个人来说,看亚洲价值观基本上是三个结论。
第一,亚洲价值观,要不要在之前把它简化为中国模式、外国模式,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或者在后面有一种洋洋得意,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或者一种复仇。
第二,对内对外都需要解释,但这个解释的时候往往会引起误解,比如说“亲诚惠容”这四个字,周边的国家不是一般的害怕。什么叫“亲诚惠容”?你要跟我亲就亲,你说你有诚意我就非得接受?我们是平等的,凭什么要你来优惠?你容忍我,你容纳我?这回到了朝贡体系,我本人做的调研更多的是在东南亚这些国家。我们讲的另外一点,远亲不如近邻,在博鳌的会上就有同事问我,什么意思?你离我远一点,就有点亚洲成了亚洲人的了,跟我没事儿了。这种解释,可能中国人的用词,是有道理的。但在另一个语境是容易引起误解的。
第三,终究价值观作为一个话题,它会是众多的国际事务里或者治国理政里会有上升会有下降。但现代工资集体协商(我们不叫集体谈判,名词有所变化),更多的是把这个落到实处,让农民工开始集体协商工资,远远比由各级官员当官为民做主去给农民工讨薪要钱要好。所以,价值观的讨论不能停留在外交官的你说我、我说你,落在学者说的层次上,最终要落在行动上。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好,来华工作人员的待遇搞好,到国外经商,把我们老百姓的利益在大家都认可的平台上更好地交流,落到实处。
最后,利益共同体到底是什么,还说不清楚,而且不科学。共同体不是说说而已,欧盟、东盟叫共同体,共同体必须可操作。亚信会议的讲话引起国外那么多的评论,就是因为有些话说过头了,或者很容易引起误解,这不是外国人蓄意的。这不能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奋发有为的方针指导之下创一些新词,自己内部动员。
第二句话,现在的局面没有那么糟糕,也就是说亚洲的安全,坚持一条底线,不要把亚洲、东亚搞成中东和阿拉伯的翻版,相互之间打或在外面找代理人来打,这个底线说清楚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也就是不要在中国家门口生事儿。说白一点,亚洲不可能成为中东、阿拉伯地区。
第三句话,我自己看,“一带一路”的论证下提出这五个相通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后面能不能做成事情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总之,有一种担忧。作为学者,我们现在太急于创造新名词,新表述。我觉得建设共同体把这几个相通做好了,而且这几个相通也是外国人能听懂,大家认同的东西。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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