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新型智库的一个有益尝试。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形势很好，但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需要进行主动的调整，尤其是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跟建设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需要实事求是

中国的国际崛起有其潜力，但最终能否把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结果，还得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错误的政策会造成机遇的丧失，没有国内好的制度，中国也很难发挥这种潜能。然而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没有充分了解国内情况，所设计的制度是不完善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的制度设计有其独特性，但确实和明细设计相关度很高。

此外，除了制度设计本身，其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适度地进行跟进。目前中国需要政治企业家，需要这样的政治企业家来实事求是，将西方先进的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又能促进发展的好的制度。

亚洲价值观不具备排他性

如果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中国几乎已经是利益共同体，周边国家从经贸上来说，大部分国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赖于中国，“一带一路”，照理说没有问题。实践上看，中国越推动命运共同体它在外面的阻力越来越大，中国不仅在世界上，在亚洲也越来越孤独，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中国内部本身也要考虑。

西方的成功，它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上，背后的软实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崛起以后，大家都问中国代表什么？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做的刚好和这个相反，而太侧重于排他性的特点，假如现在讲中国特色，或者道德意义上讲中国模式，这条道如果走下去中国会越走越窄，不管经济上多么强大，其他国家会对中国越来越害怕。

亚洲价值观实际第一波是在日本，日本是亚洲最成功的国家，但日本西化，是虚的，但日本的成功就是亚洲价值观，但遗憾的是没有强调亚洲价值观强调西方的，所以日本强调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当然，日本是个失败的案例。

亚洲价值观是开放的概念，没有排他性，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恰恰相反，日本亚洲价值观的成功就是结合了东方的价值和西方制度的工具，并不是那么排他性的，亚洲价值观它也不见得一定要要求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政体，亚洲价值观和以前的儒家一样存在于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朝代。现在讲亚洲价值观主要讲东亚，没有把印度或其他的地方放进去，传统的儒家文化圈，这个在学术界大家的定义是不同的。

在开放状态下搞以人为主的创新

近几年中国提倡自主创新，但是现在过分解读，有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从自我创新就变成自己创新了，部分人觉得和外国竞争不过就用行政竞争力量把外国企业排挤出去。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应该在开放的状态下以人为主的创新，如果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创新会很麻烦。

人才需要有载体，体制开放才会有人才愿意留下。但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大企业人才就没载体，大学更没有。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基础创新，怎么样开放状态是重要的，如果这个趋势不完整的话，封闭起来以后会比较辛苦一点。

知识共同体是建设共同体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知识共同体，无论欧盟、东盟大家都做不起来，现在中国做这方面的东西，我把它叫做“Intellectual nationalism”，因为美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很强，中国的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实际也很强的，中美之间，以前美苏两个知识阵营，尤其近段时间以来，这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国内有些方面过于“义和团主义”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不认为是民族主义，比如大不了就打一仗的想法。为什么知识共同体很重要？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问题为什么搞得那么糟？1997年回归的第一天，金庸先生写一了篇文章“河水井水互相不相侵犯”，里面有两个小标题非常有意思，他说“一是到中国宣传民主，二是中国共产党要自动投降”，当时香港想着搞五十年不变，再过五十年、二十年中国自动变化香港，香港和中国自动也不用变了，是这样一个前提。

实际改革开放以后，整个西方和外部世界来看，中国就是这个，大家都会假定共产党肯定会垮掉，中国肯定会变成西方的，美国人这么想的，欧洲人这么想的，现在周边国家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中国不会走这样一条道路，你要说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在做是在做相反的道路，我们的知识界在做的是刚好相反的道路，它不是和其他国家大家求同存异，中国这个道理讲的很透，但我们往往在国际关系上，利益层面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做得越大越好。

在知识层面我们追求把“异”放得太大，追求“异”而放弃“同”，所以，这个意义上，无论普世还是亚洲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儿，因为中国不能伪装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因为你变不成西方国家。否则世界对我们是虚无的。现在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的，世界是中国的？我认为，什么叫世界？中国在亚洲都搞不定，你根本不要想出去，欧洲人、非洲人给你做点生意，你就是老大了？不是这样的。中国特殊的地位，就是在亚洲几十个周边国家，在亚洲搞不定的话你根本甭想出去。不要有像义和团思想一样的东西，好像经济大了，我力量强了，中国就是老大了，我想好像没有这样一件事情。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