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朗润园如何做智库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1994年，林毅夫、易纲、海闻和张维迎等“六君子”在未名湖畔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立志打造一个在教学、科研和智库三个方面齐头并进的一流的学术机构。20年之后，这个坐落在皇家园林朗润园的机构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教学、科研和智库等方面都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成绩。根据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排名，国发院的影响力在全国智库中排名第二，在高校智库中排名第一。智库工作量化考核的合理性存在争议，但国发院在政策领域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虽然智库工作并非中国高等学府的传统主业，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一开始就把智库建设设定为其重要使命之一，国发院前后三任主任/院长林毅夫、周其仁和姚洋一直把政策研究作为核心竞争力布局。可惜的是，教授们做政策研究，往往是既不计工作量，也不算科研成果，实际上相当于义务劳动。国家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和教授会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做到既不降低“学术水准”，又鼓励大家研究中国这个“真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朗润园不但政策研究做得有声有色，教授们的学术发表也越来越好。

朗润园的智库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从表面看有一定偶然性，但实际上是由这个机构的历史传承、创立宗旨与治理结构共同决定的。回顾过去20年的经历，朗润园的智库工作是围绕如下三个方面的目标来打造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有效性。独立性表示政策主张不受资助者、利益集团的影响，保持公正的立场，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专业性要求政策建议既有严谨的学术基础，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学贯中西的教授们主动“入世”，研究实际经济问题，而不是待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而有效性则是指研究人员能够真正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公众的视野。

朗润园在财务与学术两个方面都是高度独立的。当然独立这个概念是相对的，作为北大内设的二级学术机构，国发院并非不受任何约束。但朗润园在财务方面不但做到了自给自足，而且还为学校贡献了很多资金。做智库没有在财务方面获得政府或者其他机构的系统性的资助，开支主要来自教授们通过教学获得的收入，相当于“自带干粮闹革命”。

财务独立为学术独立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学术独立的基础还在于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借用周其仁老师的话，这个园子里集中了一批有国家情结的人。教授们既不谋求仕途升迁，也不追求巨额财富，就是想独立地从事研究、自由地发表观点。朗润园甚至从来都不统计获得的领导批示的数量。从初创开始，朗润园就建立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学术氛围。在许多政策问题上，比如国企改革、增长政策、金融开放和转型道路，院里的教授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相互辩论已经司空见惯，但可贵的是不伤和气。

国家发展研究院真正做到教授治院，也扫除了学术独立性的许多障碍。在朗润园里，教授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无论是教授晋升，还是机构新设，院里的大政方针都要由全体教授审议、投票。院里的行政领导主要发挥组织和执行的作用。朗润园有一大批名教授，他们在院里的地位明显高于院长、副院长。这个教授治院的体制是“六君子”在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时就建立起来的，20多年来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朗润园智库工作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分析的严谨性和建议的可操作性。国发院的每位教授们都在海外接受过规范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训练，他们的政策主张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基于多年严肃的观察与分析，有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证支持，不会出现所谓的“无定向导弹”、前后观点自相矛盾的现象。

学者的政策主张不能得到决策者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书生不了解“真实世界”，提出来的观点往往脱离实际、可操作性很差。朗润园就没有这个问题，一些著名教授如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和张维迎，不但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而且在改革初期就已经开始从事政策分析，有些还经常为高层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赵耀辉、张晓波等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组织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或者深入基层调研，把脉实体经济状况。在资深教授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年轻教授们积极参与基层调研和政策分析，李力行和徐建国等老师就和周其仁老师一起近距离观察甚至深度参与成都与深圳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黄卓、王敏和赵波等年轻教授也参与了许多有关能源、金融和宏观方面的政策分析项目。

保障朗润园智库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教授们的社会影响力以及他们与决策者的良好关系。中国国内再没有第二个机构同时拥有这么多具有全国甚至世界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很自然地，他们的观点相对比较容易获得公众与决策者的关注。朗润园的教授们通过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经常与非经常的渠道向决策者们提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并提出政策主张，他们也频繁地受邀参加总书记、总理和各部门包括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等召集的专家座谈会。刘国恩和李玲教授是国务院医疗改革政策的重要咨询专家，卢锋教授主持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长年为财政部提供G20峰会的学术支持。

如果说过去朗润园智库工作的组织形式相对松散，更多的是教授们一种自发的行为，近年来院里大大加强了智库工作的系统性，比如成立了由林毅夫老师领衔的宏观经济分析小组，直接向决策层提供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院里还按照重要政策话题如利率市场化、能源发展战略、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中日韩经济融合和中美经济合作新模式等设立了专门的研究课题并提出了政策报告。从2010年开始，在周其仁和姚洋两位教授的推动下，国发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一起共同建立了“二轨中美经济对话”，中美双方的专家每年年初在纽约、每年年中在北京定期进行对话，为官方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供重要的补充。

与此同时，国发院搭建了一系列公开与非公开的公共政策讨论平台，比如坚持了10年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和开张近两年的“朗润•格政”论坛，都已经成为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品牌产品。

综合起来看，朗润园的智库工作确实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不过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朗润园里聚集了一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学者，这些从海外归来、胸怀国家情结的知识分子到朗润园来，就是希望为中国经济做一番事业。对于智库来说，人才就是一切，所以说，是这些名教授们成就了朗润园的智库工作，反过来朗润园也成就了各位教授。

当然，朗润园的智库建设也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学术机构不承认政策研究的工作量与成果，教授们无法专心从事智库工作。因为缺乏专门的资金来源，智库在聘人和做事时经常捉襟见肘。可以说，目前国发院的智库工作主要是由一批经验丰富的资深教授们在支撑着，他们可以不考虑升职、不要工作量，甚至不寻求报酬，将来，年轻一代教授们能不能托得住同样的声誉，现在并不清楚。所以如果国发院和北大真的要下功夫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就必须在人员、考评和资金安排上实施很多变革，让政策研究成为教授们的重要职责之一。在这方面，朗润园依然任重道远。

过去20多年来，朗润园的教授们参与了国内几乎每一场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重大争论，包括新农村发展、国有企业、汇率政策、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制度、医疗卫生、电信体系、户口制度、土地制度等。近年来一直支持、参与朗润园智库研究的唐杰博士把学者们在朗润园发表的最新观点集成了一本册子，作为智石经济研究院策划的《北大国情报告》系列第一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以求教于各方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