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的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但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并没有作出全面而又客观的评价。由于种种原因，战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刻意回避，长期关注研究中国战场的西方学者更是少之又少。中国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盟友”，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国际政治研究。本期“学海观潮”邀请他还原历史事实，深入解读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战时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联合国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参加了联合国从筹划到成立的全过程。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近代历史上我们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弱国，为什么这样一个弱国会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李忠杰：这是由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以及由此确定的地位这个关键的重大变化决定的。因为战时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当时的中国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而且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国力。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是亚太地区唯一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当时中国抗击的日军主力有多少呢？中国抗击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以上，最高时达到94%。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到1943年冬天之间，我们抗击了日本陆军的50%以上，最多时达到69%。
到战争末期，当时日本在中国除东北以外的陆军部队和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陆军，分别占51%和49%，也就是说，中国仍然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要力量。
所以，对于中国当时所作的贡献，世界上有识之士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中国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指挥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是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和亚洲的反法西斯主战场，中国当时在国际事务上还发挥了哪些作用？
李忠杰：除了牵制日军的主要力量之外，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着多种多样的作用和影响。
比如说参与和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就极力希望促成世界主要大国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多次声明和宣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重要契机，当日，蒋介石接到信息后，马上召开特别会议，研究确定应对国际战局的方针，当时就提出要推动反法西斯国家建立联盟，组建联合作战司令部；要求美、英、苏等国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要达成一致，在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允许单独对日媾和，等等。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了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签署共同行动宣言，正式形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中国还支持周边的一些国家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比如支持和帮助朝鲜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与朝鲜抗日志士在中国东北并肩作战。中国还支持越南的独立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表示中国参与了世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请跟我们讲讲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忠杰：过去一般都只说中国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是作用怎么定位？我认为，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谋划和指挥。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这么说？
李忠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立即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议，同时要求反法西斯大国之间开展军事合作。这样的建议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也向其他国家提出了。所以当年的12月23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的军事代表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拟定了远东军事作战计划并形成了相关机制。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中国，建议设立中国战区。中国战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的一个大战区。
此后，几个大国多次谋划整个战争的战略行动以及战后的安排。中国多次参与研究，如开罗会议。这是中国首脑在近代以来第一次能够与世界强国的首脑在一起平起平坐，研究世界大势。开罗会议上，研究了整个盟军对日作战的主要行动，尤其是远东地区的作战行动，包括战后的一些安排。
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但现在一说到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设计，大家比较关注的都是美国。实际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您能不能详细为我们解读一下？
李忠杰：无论是创建联合国，还是建立战后国际秩序，中国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中国是最早提出创建联合国的国家之一。
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曾指望国联讲公道话，但国联没有发挥制止战争的作用。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6个国家的宣言刚签署，中国就开始研究战后以什么方式、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机构才能保障和平的问题。《大公报》当时曾发表社评，提出要吸取国联的教训，建立一个战后维护永久性和平的机构，并建议中国在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一个“战后国际安全设计处”，专门研究维护国际和平的机制和机构问题。所以，当时的国防委员会后来就组织召开了研讨会，形成了若干建议。
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正式提出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国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大国之一，中国要不要参与签署这个宣言呢？苏联认为，中国没有参加会议，不应该签署。如果中国签署这个宣言，会刺激日本，并会影响到苏日关系。但当时美国外长坚持中国应该签署。他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强国之一，如果不让中国签署这样的宣言，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对这个事情所持态度很坚决？
李忠杰：很坚决。但当时中国派外长去签署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委托中国驻苏联大使代表中国签署了这个宣言。这个宣言对启动整个联合国的创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中国相继参加了有关的会议。1944年8月到9月，中、美、英、苏在美国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讨论建立联合国的框架和宪章问题，中国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在会上提了大量建议，尤其是三个方面的重要建议被英、美接受，所以最后这三个建议被称为“中国建议”，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里。
《中国社会科学报》：哪三条建议？
李忠杰：一是处理国际争端应该注重国际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二是联合国要提倡、研究国际公法的发展与修改。三是经社理事会要注重发展文化和教育合作等等。这几条都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里。当然，会上中国还提出了其他很多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比如对中小国家权利的保护？
李忠杰：对。就是原来的殖民地，战后怎么办？提出托管原则时，中国坚持加上这样的托管是要为今后他们的自决和独立创造条件。因为当时英国是殖民大国，坚决抵制这样的内容。美国当时也犹豫，并和中国代表商量，如果在成立的托管理事会里面给中国一个席位，中国是否可以不坚持了？中国坚决表示，宁可不要这个席位也要坚持。所以，最后促使联合国在有关决议中，虽没说民族独立和自决，但强调朝自治的方向发展。所以，应该说，中国还是为中小国家讲话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了解，中国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
李忠杰：对。这里面又涉及“四强”问题。1943年中国和其他三个大国一起签署宣言，要求建立普遍的国际组织。中国被认为是“四强”之一，就是从这里开端的。
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一共50个，出席的代表153个，中国被安排为第一个签字的国家，这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当然它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50个国家按什么顺序签字呢？首先确定，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优先，中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优先。五大常任理事国又按照音序排位，美国作为东道国最后签字，所以中国就排在第一个签字。签字的中国代表当中，有一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先生。关于中国代表，也有一点复杂的过程。一开始，蒋介石不想让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交涉，还和美国交涉。当时美国大使和罗斯福总统支持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最后蒋介石同意了。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价值和意义。中国代表走进会场以后，不是拿起钢笔签字，他们带来了中国的文房四宝。
《中国社会科学报》：用毛笔？
李忠杰：对，用毛笔。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当场研墨，然后用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个细节含义很深，非常令人感动。它实际上标志着中华民族终于重新站起来了。
调研抗战伤亡损失，用铁的事实说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现在在从事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查研究。这个调研工作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进行的呢？
李忠杰：抗战期间，中国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很多。1995年，国家宣布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按照1937年的币值计算，中国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惨痛的教训，是血淋淋的事实。因此，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大课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2004年开始就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人员共60万人，用十多年时间开展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调研。
之所以开展这个调研，首先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当年伤亡的3500万同胞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国际社会负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统计数字，您和您的团队做了哪些调研工作？
李忠杰：调研工作非常复杂。为了搞清楚历史事实，我们采取“块块”和“条条”同时进行调研的布局。一是组织全国所有的省区市进行普遍调研，深入到乡村；二是到各个档案馆，包括各地方档案局、档案馆查询当年的历史资料及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三是到海外比如美国、俄罗斯、日本去查找资料。四是到台湾去查找。台湾这方面的档案资料非常丰富，他们也提供了很大帮助。所以我们所有的行政区全部普查了，这是“块块”。“条条”就是围绕着专题，其中包括慰安妇、劳工、细菌战、化学战、文化、文物、华侨等，作为专题来由专家调研，这样条块结合，使我们整个调研工作尽量全面、系统和详尽。
《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过去70年。今天，我们研究这样的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有什么现实意义？
李忠杰：从历史和学术的角度来说，这是深化抗战研究的课题和依据。更重要的是现实。战后已经70年了，但因种种原因，日本对战争的认识存在严重问题，日本右翼势力拒不承认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拒不承认侵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么看待日方的如此行为？
李忠杰：归根结底就是，日本的侵略罪行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日本年轻人不了解当年日军干了什么事情。日本右翼势力祖上好多人都参与了侵略战争，但这些右翼势力对侵略战争没有正确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日方的狡辩，我们必须用事实说话、用档案说话，用证人证词说话。
李忠杰：对，所以我们编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总数在300本左右。这套书不是一般的研究成果，而是全面的调查，里面附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证人证词、证言，还有照片。什么证人什么时间说了什么证词，都记载清楚，有的还做了公证。我们所做的就是寻找铁的事实，用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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