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5年初中央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随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热潮掀起，形势喜人。然而问题仍然存在，譬如，如何在确保党对智库的有效管理与保持智库的独立性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和张力。这是一个关乎我国智库建设方向与水平的战略性问题，亟待解决。因为前者是涉及（官方及半官方）智库“姓什么”的立场、路线问题，而后者则直接影响智库建设的质量水平与实际效用，涉及其风格特点、运作方式、人才建设、政策保障、投入产出、激励机制、对外合作、舆论塑造、国际信誉等方方面面。
一、当前我国智库在“独立性”方面面临什么问题？
首先，传统的官方或半官方智库难以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收集信息、整合资源、咨询问政、公共外交等需求。据报道，当前我国有超过2000千家政策研究机构，35000名全职研究人员和27万工作人员；其中逾九成由政府资助。2013年我国开始号召建设“中国特色”智库，并将其列为战略重点。两年后，或许出于对现有智库预测能力弱、国际地位较低、无力推动中国理念走向世界的不满，政府加大了政策力度，提出要建设50至100家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智库”。然而，尽管有最高层的重视和支持，我国智库实际发展水平离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仍有较大差距。
其次，新兴民间智库看上去较为“独立”，但其研究水准、管理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民间智库政治立场可疑。学者朱旭峰把中国特色智库的特点定义成“多元性”：“既有当年遗留下来的苏联模式智库（由政府创办、管理），也有非常新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注册成企业的智库，这类机构在美国也没有。”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智库产业的扶持，以及社会捐赠资助的增加，大量民间智库涌现，但其质量良莠不齐。同时一些民间智库所宣扬的主张与党和国家的既定方针完全背离，其资金来源也模糊不清，政治立场较为可疑。
再次，对传统官方或半官方智库“不独立”的批评与“党管智库”的政治原则相背离。在有关现有智库及其管理体制为何“不给力”的讨论中，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政府当局对智库在课题选择、理论建设、人事管理、经费支持等各个环节的严格限制，使智库缺乏独立性，因而不能像他们的西方（主要是美国）同行那样产生优秀的成果和全球性的影响力。该说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显然与“党管智库”的政治原则相背离。若依此说全盘放弃党对（官方）智库的管理，那么智库就有可能蜕变甚至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如果彻底否定此说，则有继续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的危险。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问题的关键。
二、外国智库如何处理其“独立性”问题？
常言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那么，外国智库在“独立性”问题上是如何处理的？对我国智库建设又有何启示？下文试以美、英、德三国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先说美国，其顶级智库通常标榜绝对的独立自主、价值中立、公正客观，不受财阀、党派和意识形态影响，只代表公共利益，但实际难以做到。
美国智库强调“独立性”，目的有三：一是为获取民众信任而需要做出与政府、企业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二是为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客观性、科学性；三是根据美国税法，智库为获得免税资格，必须保持其非政府组织（NGO）的身份，因而也就需要和游说等政治性活动保持一定距离。
但实际上美国智库既无法做到独立，也不可能中立。
首先，从作为其内部治理机制核心的董事会构成来看，广泛存在的“董事连锁”现象使智库“独立”几无可能，只能成为精英阶层表达政治诉求的工具。大财团负责人、大企业主往往在多个智库中身兼数职。对他们而言，智库是接触离任政府官员和未来政府官员的最佳媒介；使用智库进行利益传递既合法又隐蔽。他们利用智库促成有利于己的国家政策，然后将社会资本转换成扩大经济资本再生产的催化剂，同时使经济资本向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合法转换。
其次，美式智库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获。最典型的就是由军队、军工企业、部分议员/政客，以及国防科技研究机构/智库所组成的“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该复合体涵盖了从巨额国防开支中相互受益的四大主体——军、官、商、学，遂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人民大众无法撼动。
再次，智库因接受外国捐赠而成为“在华盛顿代表他国”的游说工具，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纽约时报》2014年9月17日发表记者李普顿（Eric Lipton）的调查报告，追踪包括布鲁金斯学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等在内的28家智库捐款，发现其中9200万美元的捐款来自64个外国政府。访谈记录和数据表明，这些来自挪威、卡塔尔等国的捐款推动智库发挥作用，使美国政府做出有益于这些国家的政策。
再看英国，其智库“党性”强，多由政党出资设立并运营。该国智库大部分都有“党性”，即，不是依附于保守党就是依附于工党。虽与美国同为两党制，但英国智库的党派界限则更明显，有很多机构就是那些政党成立、运营的。
最后看德国，几乎所有德国智库的经费都依赖于政府拨款。在“独立性”问题上，德国与美国的认识恰恰相反。美国认为远离政府是智库保持独立性的基本前提，而德国则认为“只接受政府资助”是保持智库独立性的必要前提，否则智库就会沦为企业和利益集团的工具。因此相对美国而言，德国八到九成的智库都依靠政府经费运营。和英国类似，德国也有“政党智库”，或称“政党基金会”，但其经费来源不是政党，而是国家财政。譬如，德国现任总理墨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就以“阿登纳基金会”为其政党智库。
三、我国智库应该如何平衡“党管”原则与“独立性”？
通过分析中国智库的现状，同时对比美、英、德等发达国家智库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在财务、人事等方面是否“独立”于政府与智库能否客观、中立地从事研究并无必然关联。
因此，首先，我们有必要从根本认识上破除对美国智库模式的迷信，以及对所谓“中立”、“独立”原则的盲从。须知，独立≠正确，不独立≠一定有偏见。“党管国有”的智库一样可以做到客观公正、资政为民。我们不要“以出身论英雄”，而是根据智库实际的研究质量、建议效果评价其水平并给予相应激励。
其次，我们宜坚持“实事求是”和“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并建立制度加以保障。“实事求是”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也同样是我国智库为政府建言献策、对社会形塑舆情时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鉴于智库（尤其是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高端智库）观点、主张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那么他们在对国外内媒体、公众公布研究报告时，需要接受有关党政部门的调控和管理，正所谓“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具体地，宜建立“内部批评免责制”来保护在内部报告中说真话、道实情的个人和智库组织。即，无论智库的批评多么严厉、所言困难如何严峻，只要其所指事实确实存在，其政策建议言之有据，那么阅读报告的上级领导都不宜对其加以处分。这样可以防止“报喜不报忧”的错误倾向，譬如此次两会期间暴露出的“重要信息报告不真实”问题，确保政情畅通、无所蒙蔽，使领导在掌握全部重要且真实信息的前提下科学决策，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我党的执政水平。
同时宜建立“谎报、瞒报、虚报政情的事后追惩制度”，严惩在党政内部报告中不做实际调研、唱高调、一位迎合领导、遮掩问题、拔高成绩、不负责任提虚假建议的个人和组织。可责成秘书班子核实上报过来的形势报告、政策建议并备案；对重大问题，不妨派遣专人明察暗访加以核实；事后进行建言反馈和比照，对那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扎实调研、中肯建言的智库予以公开表彰；反之则追究责任。
另外，对于一些暂时偏离党的路线或者太过超前于党的决策的研究报告，一方面不妨鼓励其以机密内参的形式向上传达，但同时又需要以法律手段与撰写报告的个人或智库组织签署合同，严禁其擅自将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向外界公布，以免引起公众及国内外舆论不必要的猜疑或误解。
在当下中国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鼓励智库多元化也是同样必要。我们需要在进一步强化官方智库研究实力的同时，允许非官方民间智库作为补充。而且在党纪国法许可的范围内，鼓励百家争鸣。
最后，从舆论安全角度看，一定数量的非官方智库发表与政府政策不完全一致的观点、主张未必都是坏事。人们往往在对比中决定信息的取舍，因此完全消除虚假错误或和政府唱反调的信息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即使做到，也会因为没有对比而使人们更加怀疑正面信息的真实性。反过来，如果以确保正面报道/评论的影响力大于虚假和错误报道的影响力，则可望实现利大于弊的效果。同时以开放的态度鼓励我国智库在国际舞台与外国同行合作、竞争。高水平的对话和辩论是对外阐发中国理念、讲好中国故事的最有效方式。
评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