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智库中国与中国智库一路同行，欢迎收看中国网智库中国特别栏目，百家智库访谈。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带来了智库的兴起，但是智库发展过热也容易导致盲目跟风以及质量堪忧等问题。什么样的调节才能衡量一个智库的标准？如何让竞争在智库行业的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共同探讨这些问题。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评价中心的工作和职能。
荆林波：首先，我感谢一下中国网和智库中国，专程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这样一个专访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这个机构，客观的讲是随着中国大势的变化成立的。这个大势的变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讲中国故事，要解读中国，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变化，乃至发出中国声音，这是一个我们的宗旨。目前来说，评价中心大致的定位和工作的范畴有分为几部分：第一部分，智库的评价；第二部分，期刊的评价，国内的期刊的评价，有个别高校在做，前一段呢，教育部学位中心推出了一个A刊导致了熔断，使得大家更加关注期刊评价；第三部分，相关成果的评价，和这个与成果相关的人才的评价；第四部分，就是很多横向合作的评价。比如，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指数报告。这个成果我们即将在2016年5月份在贵州大数据的全国论坛上发布。这个项目就是受国家发改委的指导和支持，国内的有关机构联合做的一个对中国宏观经济，尤其是电商指数的发展，有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成果。克强总理以及国内的很多相关部委的领导都会参加这个大会。像我们这边摆的这些成果，刚才所说到的期刊的成果，还有学科的成果，都是属于这个领域。当然，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机构，刚刚起步。我们首先在智库评价、期刊评价、成果评价、人才评价，只能横向的合作评价上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但这个小小的一步呢，预示国内的评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主持人：您刚才说了这么多的评价方面的工作，这些方面的工作对智库的发展有哪些帮助？
荆林波：智库，是一个自然发展的演进过程。从有智库以来，那么智库怎样去衡量，怎样给它做绩效评价，就是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全球有学者在做，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迈甘做的评价报告，这个报告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是国际上很多人士对他也有很多批评，我们也发现了诸多问题。由于他做的比较早，不可否认这份报告是目前全球影响力比较大。评价中心成立了以后就致力于在智库评价迈出第一步。所以在成立之初，我们团队人员掌握的外语语种超过九种。做智库评价首先是立足要构建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智库。我们提出了AMI的评价指标体系，所谓的 A就是吸引力，某个智库吸引了什么资源；M管理力，M意味智库怎么运行，机制、体制、人财物的运行以及战略定位等等。I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就包括：政府决策的影响、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学术界有影响、国际的影响。所以AMI体系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充分地结合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也特别考虑到智库流程的管理。所以AMI指标，这个全球智库报告在在去年发布以后，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的广泛好评。
主持人：您能不能给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运用这个来评价智库的一个具体的案例。
荆林波：首先，要界定哪些是智库，国际国内有零零总总定义，智库要具备三要素：属于一个机构、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者、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我们就把智库做了筛选，国际上有一些学者认为有六千家，我们筛选以后确确实实找到可评价可采集的数据的是1800家左右。至于怎么评级，就要采集各个智库样本和数据，有几种形式来进行数据的采集，首先发问卷、定向投放等，我们邀请做智库的专家和智库本身的人员以及对智库熟知的人员做定向级的小范围的问卷和座谈会。像社科院有4000左右的在职研究人员，4000左右的离退休人员，还有4000左右的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尤其是国际研究方向有8个所，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Email网络上利用这个向他们进行咨询，之后到了实际的一步，最踏实的一步就是做实地调研，直接到智库，我们在短短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跑了一百家以上的智库。我们把这些数据采集来过滤确认评分，更重要的我们还要参考大量的客观数据进行评分。当然在调研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就是有些智库明确表示不参加评价。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最终筛选出359家智库做了排名。
主持人：您走了这么多地方，对智库排名等于是对全世界的智库做了排名，反观中国的智库，随着智库数量的增加，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 这当中可能也不乏恶性竞争，这些恶性竞争如何面对？另外，这些激烈的竞争对中国智库的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荆林波：首先，中国人可能不仅在智库建设上，或者任何一个浪潮过来以后就是一哄而上，接着可能另一个浪潮过来又一哄而散，我们经历了若干个这样的大浪淘沙，所以我觉得智库热本身有它的客观性， 这个客观性在于我们都知道现在要构建一个中国的新型特色，在新常态下的四个全面乃至走向了下个未来的强国怎么走， 我们在新常态下要进行改革，全方位的进行定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决策面临一个瓶颈。形式瞬息万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数据，像沃尔玛超市一天产生的数据相当于三个p的数据量，一个p等于1024个t，一个t等于1024个g 也就是一个p相当于一百多万个g ，所以数据量太海量了，而政府过去是数据的主导者，随着这个大数据浪潮过来以后，瞬息万变的变化，政府的反应会迟钝，决策会抓不到点上，这样就需要智库出现，这是客观性，主观的推动力是在于这些智库参与的建设者蜂拥而上，所以客观的需求和主观的积极性导致了智库热在中国最近一两年是炙手可热。这种状况对中国智库是好还是坏，利弊怎么去权衡，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可能都有一个婴儿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这样的情况对于智库而言，也有可能在这个期间生命中期里面就被淘汰掉，当然我希望我们的智库可以走的更稳健一点。
主持人：刚才您也提到了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问题，包括评价中心在内有一大批非常高端的智库，在普通人看来这一批高端智库是为国家为中央层面来做这个智力支持，其实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和制定政策的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些智力支持，他们怎么来寻求帮助？
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定义为三个定位，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最高的学术殿堂、思想库智囊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智库， 所以我们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目前，我们国家对于高端智库建设和规划很明确，把智库分为四类：有中国社科院、地方社科院、高校还有社会民间资本所建立的智库，最后还有企业建立的智库，所以我觉得多层次多方位的构建智库的体系和层次有利于帮助那些需要提供政策支持的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当然中国社科院，我们也不是不参与地方的建设，实际上一路看过来有大量的例子。
主持人：刚才我们也聊过AMI智库评价体系，对全球的智库有一个整体的评价，您认为哪个国家的智库在世界是领先的？
荆林波：目前整个智库的发展的状况，如果必须通过一个平面来看是“西强东弱”。这意味着就是美欧是世界上的那个发达的地区，尤其是美国。“东弱”指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欠发达的国家，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当然这些有一些客观原因所造成的。第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中国要想构建一个高端智库，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必须借鉴国外，高端智库发展的路径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独立性的问题。国外很多，尤其是美国的一直主张独立性。德国的智库，基本那些好的智库都是基金会。所以，独立性的理解一定要多视角的看待。第二多元化，专业化。智库热一来以后大家有一点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更倾向于看国际上一些智库的成功，它非常专业。只是研究军事国防的，只是研究外交。当然也有像大的智库，像布鲁金斯，什么都研究。我和我的同事长期跟踪一段的时间发现，专业化的智库之路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需要坚持和鼓励的，中央的文件也写得很清楚。第三，要处理好一系列的关系才能使中国的智库跨越一个平台。这些关系包括什么呢？这个智库是从哪里转型来的，你的“胚胎”和“成长的基因”是什么。以社科院为例，社科院过去是三个定位，但是大多数人是注重于基础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那么应用研究里面才分出一块是智库的政策。所以，这个就存在一个转型，如何从学术研究转型成政策型研究。其次就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机制。第三，人的问题，人才是永远短缺。尤其我们现在智库。所以有些专家说的很好，就是智少库多，这样呢智慧产品太少。所以从AMI指标体系，再看智库建设，这个最短的短板就在核心人才上。
主持人：在十三五发展纲要中也指出了要重点建设五十到一百家国家高端智库，对此您有什么期待？
荆林波：我觉得从数量上来看，最近这两年时间我们新建的智库都是数千家，所以数量的爆炸不是我们关注的核心。我们关注的是质量的提升，是核心定位的体现，是专业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智库知识产品，能对社会决策带来更深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乃至国际效益，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当然呢，从目前我们走访的国内的这些智库，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尤其是第一批二十五个高端智库一出来，还要对这些智库做年度评审，接着要做三年的评审。那么，谁在候选库里面，谁在后备梯队里面，是大家目前关注的重点，这也是我们评价中心关注的，我们接下来就要到全国各地去，了解潜在一些智库。给他们做一些测评，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增进点，来提升他们自己的水平。这是从国内的视角来看，从国际的视角看，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面中国智库，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我们这个制造大国，走向一个品质大国，乃至走向一个创造大国。在这个创造过程包括智慧的创造，就是智库在里面添加的一些分子和元素。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