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有人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过去20年，中国每年数亿农民工离开家园，来到城市务工。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6月18日，由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下文简称综研院）、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及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合作举办的“中国城市化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综研院院长、北大教授樊纲、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斌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就中国城市化不同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会上，综研院院长、北大教授樊纲指出，现在中国城市化面临两方面的大问题：第一，农村人到城里能否待得下来，这是最基本的问题；第二，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关系。其中包括房地产、农民工短缺、城市贫民、城市公共政策、户籍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

　　樊纲说，“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平均在城里打工的年限8-9年，然后由于各种原因就回乡了。我们称为农民工‘早退’，就是早早退出了城市劳动力的供给。”樊纲认为，“农民工早退这个现象的根本基础是两个，不仅仅是户籍制度，现在大家批判的是户口制度，但实际上还有农村的土地制度。”

　　现在很多人把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归结为人口的问题，出生率下降，没人了。但樊纲认为，根本问题不是人口的问题，而是农民工在城市待不下去的问题。

　　那么，该如何解决农民工“早退”问题呢？樊纲提出，我们主张渐进的、逐步的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不一定是户口先解决。首先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然后再加上就业、养老、卫生、住房等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也开始接受这个现实。樊纲认为，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值得研究，给农民工办的学校很多，甚至一些农民工子女能够上贵族学校。

　　对于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关系问题。樊纲认为，在现阶段，人们依然会朝沿海地区、中心城市聚集。城市化最重要的效果就是有集约效应，如果忽视这个规律，就会造成大城市规划不足，导致各种各样的“城市病”，交通拥堵，房价飙升等。而另一方面，小城市住房过剩，盖完房子没有人去住，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中国特大城市的问题和出路

　　来自综研院的胡彩梅博士补充讲了我国16个特大城市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和出路。特别是交通拥堵和房价快速上涨方面，我们的“城市病”来的早了一点。交通方面，据统计，北京平均车速是12.1公里/小时，比步行好像也快不了多少；上海、广州、成都等等这些城市都比东京、首尔、纽约这样的城市要慢很多。房价方面，我们做了12个特大城市平均房价和全国商品住宅平均房价对比（2012-2013年数据），特大城市的房价上涨过快。

　　对于我国特大城市未来的出路，综研院提出要走大都会区的发展道路。这个大“都会区”（Metropolitan area）在轨道交通上要互联互通，在行政上要淡化行政区划，在统计上要建立大都会区统计体系。

　　胡彩梅称，我们可以设想将来我们不再单独考核深圳、东莞、惠州他们各自的GDP、税收了，而是从大都会区的角度来进行考核，这样的话，可能会促进我们政府之间的协调。

　　来自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毕亚雷提出，要用大数据解决城市问题。毕亚雷称，该院建立了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与深圳市交委合作，拥有10万辆车和1000万张“深圳通”每天的数据。我们目前提供智慧交通解决方案，提高人们出行效率。未来希望基于大数据建模，提供更多社会功能方面的服务。

潮汐型劳动力市场与城中村

　　而综研院创新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林，则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城中村问题及改造。

　　周林发现，珠三角经济运行对劳动力需求具有潮汐型特征。以苹果手机为例，在新品上市前，会有海量的订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高强度的生产，代工厂需要招聘大量农民工。而这个生产高峰过去，订单不足时，代工厂不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大量农民工会主动离职，另谋出路。这种周期性很强的生产方式，需要一种潮汐型劳动力市场来匹配。而珠三角的城中村，正是潮汐型劳动力市场的生活聚落。

　　周林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深圳的郊区甘坑村，这里最大的工业小区秀峰工业城，工厂修建了很多员工宿舍，却完全空置。而绝大部分员工都住在甘坑新村或者老村。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从潮汐型劳动力市场这个角度而言，员工宿舍虽然免费，但不利于劳动力流动。而租住在城中村，农民工在择业方面具有非常大的自由度，他可以上半年在甲工厂工作，下半年在乙工厂工作，而不必换一次工作搬一次家。

　　正因为潮汐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带来了珠三角城中村的兴起和改造。反之，城中村成为潮汐型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要素，如果没有城中村潮汐型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是非常困难。

　　潮汐型劳动力市场与城中村的存在，对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非常重要。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关注到美国有一个争论，就是苹果为什么不迁回到美国去制造？苹果的CEO库克就说，他说我找不到那么多优秀的模具工程师，而中国有。然后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做了一个供应链方面的研究，他对手机拆开来看，他说有多半的零部件是在中国有制造的，在美国只有仅仅非常少的几种，他从供应链的角度。但是如果我们从全球化的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美国可能不太有这样高度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适合这种具有巨大弹性的生产方式。

城市化的反思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不应对立

　　会议现场，也有多位研究者把目光放在了城市化与环境的研究上。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安敏轩和香港岭南大学的宋子江则从文学叙事方法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安敏轩的演讲主题为“绿色叙事改良刍议”，他反对用老的叙事习惯来讲环境问题，提倡用新的故事，新的叙事方法来设计公共空间，引起新的绿色行动。安敏轩认为，传统的叙事方法将自然定义为人类的反面，比如现在的旅游宣传是要去人少的地方，把城市的钱带到农村去，开启新的经济活动。结果是这样的旅游越成功，人类制造的污染越多。我们提倡不再使用这样的非环保的故事，个人不再做空间故事的核心。我们的未来需要一种更大的系统，空气，土地、水、天气、动物、植物、人类，人类只是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假如你想减少对土地、空气和动植物的负面影响，你就最好就在大城市，更节约的用石油和煤。

　　宋子江的演讲主题为“四分之三的香港：自然写作与城市”。他认为，近年来香港比较著名的自然写作模式都是自然与城市，或者自然与人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旧的那种叙事方法。比如陈溢晃的《变迁中的香港郊野》，郭志标的《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载》。他提倡抒情性的自然写作，比如叶晓文的《寻花，香港原生植物手札》。宋子江认为，自然写作作家放弃城市与自然二元对立观点，跳出这种思考模式，才可以深入地书写城市与自然，甚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