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前瞻性研究是智库生命力所在

 

  由中国最大的社会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近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于洪君在“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论坛一“重建中国智库--创新与发展”上表示，中国智库发展要解决宗旨问题，解决政策支持、财力支撑和人才支柱问题，做好研究能力、交往能力、传播能力等自身能力建设；他认为超前研究、预测研究、前瞻性研究是智库生命力所在。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中国智库的创新和发展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和作用迅速上升，任何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能力很弱，发声的机制和平台很少，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一个能够参与国际交往的智库体系。

　　美国的智库都有百多年的历史，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交往经验和传播经验。而我们真正发展智库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严格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使用智库这个概念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这是一个舶来词汇。现在我们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层一直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意识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智库，把有中国特色的智库推向世界，在智库领域中开展国际交往与合作，已经是势在必行了。这是形势和时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任务，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最近两三年，特别是两办文件发出之后，智库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但问题也来了。刚才大家也讲到了，发展太快，仓促而就，很多是过去的机构的“翻牌”。所以，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智库，就是过去党政机关里的政策研究部门，甚至就是写作班子，现在也有一些大学整体上就把自己叫做一个智库。这种叫法、这种发展思路是不是合适，我觉得值得考虑。一个大学就叫做智库，那全国几千所大学都可以叫做智库了，这个值得研究。最近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智库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比较尖锐。但细看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应该说不无道理。所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国智库到底如何发展的问题。

　　中国智库的发展，首先要牢牢树立一个服务意识。我们搞智库是为了服务我们扩大改革开放、实现全面复兴、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的这样一种国家战略。所以，智库不是为了扩大自己声望，学者们在智库中间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多出点产品为了申报课题、申报职称，这样就把智库的作用大大矮化了。一定要站位高一些，一定要树立为中华民族复兴崛起、更广泛地参与和服务于社会的这样一种意识，这样智库才能办好。

　　智库的发展不是智库自身的事情，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事情。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智库发展的政策支持。有了“两办文件”和后来的实施纲要细则，现在看来依然不够，智库发展中面临很多政策上的瓶颈。比如我们涉外研究的智库，从事“走出去、引进来”，举办国际会议怎么和外事部门的规定衔接好，有的就遇到了重重阻力，很多人请不进来，不允许。如果你要请的客人曾经是前政要，或者当前在国外仍然担任着相当于中国的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嘉宾，难度就非常大，搞大型国际会议和论坛的难度就更大。所以，政策支持还要进一步加大，它是一个全社会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

　　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智库发展的财力支撑。刚才隆主任讲了，我们很多智库有官方背景，可以说就属于政府各个部委、各级地方政府，或者是军队、安全机构办的，经费的支持保障问题不大。那么民办智库、官方的智库，他们的财政支撑问题是不是可持续，是不是得到保障，是不是能够得到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认可，这是个大问题，所以，财政支撑也是智库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必须研究和解决。当然这也是在实践中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三是要解决人才支柱的问题。搞智库没有人才不行，现在我们发现很多智库是空壳的。说得重一点，很多大学里面三五个人、七八个人挂个牌子就是个研究中心，一二十人就是个研究院，实际上他们承担了很重要的教学任务，真是有点名不副实，牌子大、架子大，但里面真正能够起核心骨干作用的人才还是严重不足。

　　所以，政策支持、财力支撑、人才支柱是我们相当一段时间必须关注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智库走向未来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智库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自身建设问题，自身建设主要是能力建设。

　　一是研究能力建设。智库要产生思想，提出意见和建议，给社会以启迪，给政策制定和执行机构以启发，你要产生思想，研究能力建设是第一位的。我想智库的研究和一般的学术研究可能还不太一样，不是那种繁琐的历史考证，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比如南海问题就需要考证，讲我们的历史根据。但它的重点还是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研究，预测性的研究，对策性的研究，这是比较难的，但是必须把研究能力建设重点放在这个方面。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直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我国的内政外交两个大局。

　　二是交往能力建设。智库要参与国际事务，要和国际同行们进行对话，交往能力是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有我们机制体制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自身建设上，要在这个方面更多地想想主意，要建立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扩大交往。现在我们很多智库，地方上可能更明显了，实际上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得其所，这是不行的。一定要能够参与交往，通过交往学习借鉴国际上一些重要智库的成长经验以及他们好的做法，像美国的一些智库确实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我们搞智库毕竟只有一二十年，所以交往能力要进一步加强。而且交往不仅仅是与美国等非常发达的国家的智库进行交往，也要与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埃及这样一些次大国的智库开展交往。我们交往的面要相对宽一点，这样才能扩大视野，才能博采众长，才能真正做到包容互见。

　　三是传播能力建设。智库产生的成果，形成的思想、观点、意见、建议，最终是要提供给社会，不仅是中国社会，有时候还有国际社会，不仅是社会大众，还有国家社会方方面面的政策制定执行部门。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直接地被有关部门采用，这样智库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才能实至名归，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不然就是一个一般的学术团体，就成了一个一般的学术机构了。

　　我们智库建设还刚刚起步，说在路上都有点早了，其实是刚刚起步，就是这么二三十年，严格来说就是这两三年，一切都在探索和摸索中，需要解决宗旨问题，解决“三支”问题，解决“三个能力”的问题。

　　讨论智库研究的前瞻性问题应该说是非常的，因为一个智库不能进行前瞻性的研究、预测性的研究，其存在就没有意义了，不过是一个宣传机构、一个诠释政策的部门，那就不能称之为智库。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刚才几位讲的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借鉴国外经验，还有一点，就是我国要事先形成一个对智库的重大信息通报制度，国家采取重大决策之前跟智库进行一下交流，为智库提供一点信息，让智库的研究有所依循，知道国家今后一段时间或者即将出台某些重大政策，这很必要。现在智库有时候显得很被动，完全不知道一些政策动向，所以它很难做到这种预测性或者前瞻性的研究。

　　我想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给智库适当搞一些培训，一方面是人才培训，另一方面是政策培训，还有在实施方面给吹吹风，还有要打破一些学术研究的禁区。前瞻性研究和预见性研究提出的结论，可能和现在的政策、现在的执行方针是有抵触的，所以过去这方面是有禁区的，很难做到。真正要让智库发挥先导作用，必须给他们松松绑，研究无禁区，宣传可以有纪律。研究成果如何发布可以有规定，但一定要鼓励他们，给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进行超前的研究，进行前瞻性预测性的研究，这样智库才有生命力。超前研究、预测研究、前瞻性研究是智库生命力所在。

　　（根据于洪君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