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院课题组报告认为，2016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复苏步伐日益脆弱。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有所减弱。此外，非经济因素的压力也对发达国家经济活动造成威胁。例如，在美国大选和欧洲难民问题使得政治右转，英国脱欧公投已经对投资者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不定使得大宗商品出口国的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依然疲软。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过程导致投资增长下降，全球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普遍上升。受此影响，全球资产市场波动再度加剧。
由于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各国货币政策总体仍需放松，以维持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尤其对欧元区和日本而言，面对通缩压力，货币政策必须保持宽松，预计未来仍有可能进一步采取非常规措施。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由于面临结构性调整问题，仅靠货币政策是不行的，必须辅以其他直接支持供给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
2016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消费平稳增长，投资累计同比略有回落，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略有增长，金融等服务业增幅回落，但房地产业有较大回升。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预计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长6.7%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0%左右。二季度形成新的弱平衡格局，国内外市场需求总体仍然偏弱。
二季度工业生产累计增幅略有上升，消费需求有所改善，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也有下行压力。工业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部分地区和行业的持续下滑现象尤其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2016年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将围绕供给侧改革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双重目标而展开。受去产能、去泡沫、和清理债务等因素影响，资金供需萎缩制约投资回升，经济增长仍有下行压力；物价方面须防止去产能力度过大导致收入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房地产销售已出现回落态势，房地产投资回落的可能性加大。
二季度形成新的弱平衡格局后，三四季度仍需要政策托底，充分兼顾供给侧改革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双重目标。下半年物价涨幅分化，PPI同比降幅继续缩小趋向转正，CPI温和增长，全年CPI上涨2.0%。消费品零售增幅基本平稳，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货币供应增幅略有下移，全年经济增长6.6%左右，全年增长高于6.5%的底线增长目标。
下半年中国宏观调控应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确保经济不突破增长底线这样的双重目标，尽量在经济平稳运行的状态下实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更多依赖差别化和定向化的结构性宏观政策。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对2016年初的经济形势做了高度概括，即“四降一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2016年一、二季度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回升、居民部门加杠杆，基本稳住了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的势头被扭转，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储备下降速度减缓，经济风险略有好转。虽然经济企稳基础仍不牢，但继续下行的过度悲观预期已被扭转。宏观经济出现弱平衡格局，应抓紧经济平稳运行的机遇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中长期结构性矛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是适时适度优化债务杠杆配置。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总债务规模和杠杆率水平并不高，在主要经济体中，债务总体水平属于中等。债务杠杆在各部门分布不均衡，政府、居民部门较低，非金融企业部门相对偏高。去杠杆的重点是要在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避免经济运行“硬着陆”的基础上，控制总债务规模和杠杆率水平过快上涨，根据我国债务杠杆分布情况，优化债务在政府、居民、企业之间的配置。政府和居民部门可以适度加杠杆，帮助企业部门去杆杠。阶段性提高赤字率，今年全国赤字率由去年的2.4%提高到3%。政府适当地加杠杆也有助于企业的去杠杆，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全社会债务收缩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对于企业去杆杠也要区别对待，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债务期限结构、在经济周期中的阶段等，有扶有控，稳妥有序地开展去杆杠。
三是通过多渠道建立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分担机制清理僵尸企业。从世界范围看，经济调整有快慢之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通过资产市场的快速调整，修复民间资产负债表，目前经济复苏的基础已经较为稳固；欧元区和日本进入慢调整的过程，至今仍需要大力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与世界上多数国家通过市场出清方式去泡沫不同，中国选择了逐步去产能、逐步清理资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的软着陆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短期内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但僵尸企业得不到清理，消耗大量的资源,拖延经济调整的时间和机遇。调整经济结构意味着资源的再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创新分配，需要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当前中国经济调整面临工资刚性、债务刚性兑付、财政支出刚性三重约束，缺少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这三重约束决定了中国清理僵尸企业、调整经济结构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和支付水平，降低企业破产成本；二是中央银行、财政部、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共同参与，分类处理，加大债务重组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力度，降低债务付息成本，在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央行有必要通过量化宽松的类似央行购债途径增加市场流动性，最大限度降低财政发债的挤出效应；三是继续推动政府简政放权，控制政府规模扩张，优化财政支出，以支定收，解决财政资金沉淀问题。
四是积极引导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半年应多措并举，积极引导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一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去产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开新兴产业发展空间，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适度降低企业社会成本压力，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二是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民间投资的各类门槛。三是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严格规范银行理财、同业、票据等表外业务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防止资金“脱实入虚”。四是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通过投融资方式创新推动银行理财资金、保险资金、信托资金、公募基金等与新兴产业和新增长点深度融合。
五是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以更好地体现结构性政策的作用。一是扩大赤字规模，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二是五大发展理念，根据经济转型的目标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支持民生、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三是分类处理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置换，比如对于定位在收益性较低、公益性较高的领域、由政府百分之百出资的平台，可以依靠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或者政策性银行贷款融资，也可以通过剥离清算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对于从事收益性较高、公益性较低项目的平台，可以先转变为项目实体再改成股份制公司，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完成项目的市场化。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保持利率位于适度的低水平，提供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同时通过结构性的信贷政策防止流动性过多产生资产泡沫。
六是加强结构性政策，从各方面促进出口增长。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汇率政策主要是服从中长期的发展战略目标，不能被当作刺激出口的工具，所以需要从其他方面的政策来促进出口增长。一是完善增值税退税制度，提高出口退税比例。二是简化出口通关手续，完善自贸区建设，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提高效率。三是拓展互联网+在出口贸易中的应用，从结算、报关、通关等各方面创新出口贸易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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