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杨谧
嘉宾: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杨沐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齐晔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张怡
经济全球化时代，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越来越成为智库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如何健全体制机制，发挥智库主观能动性，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掌握国际议题的话语权，已成为业界共同思考的热点问题。在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上海论坛2016年会上，本版特别约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怡，就以上问题进行对话，共同寻求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有效路径。
记者：三位专家既是智库发展理论的研究者，又对智库运营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在各位看来，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水平究竟如何？与国外一些知名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存在哪些问题？要补齐短板，应当在哪些方面重点下功夫？
杨沐：智库的发展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持培育。要推动智库发展，必须提升包容度和透明度。包容度，是指对智库积极打造思想产品的鼓励与包容。中国智库仍处于起步阶段，要允许其有试错空间。当前，一些智库提出的政策建言存在不切实际、过于超前、操作性差等问题，但应当给予他们机会去修正，在方向上对其进行引导，通过建立健全竞争机制进行优胜劣汰。透明度，是指智库产品需求方对智库要提高信息透明度。
当前，中国智库研究成果质量偏低，这既有研究者能力不足的因素，也有研究资料不够充分的因素。以各级政府为例，应当在不涉密的基础上尽量对智库公开决策相关信息，帮助智库充分掌握研究资料，提高智库成果质量。缺乏一手的资料和详尽数据，是不可能做出好的思想产品的。
齐晔：我认为，智库有各自的服务对象，因此很难去评价不同国家或者不同服务对象的智库之优劣。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西方智库简单类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工作重点是满足中国的决策咨询需求。中国的决策部门一方面有巨大而且迫切的咨询需求，另一方面还需要优化决策过程。因此，智库的服务对象就不仅包括决策部门，而且包括与决策相关的所有利益方，也就是公众、私营部门等。要想提升服务能力，需要高质量的研究，这是所有智库的立足之本。
在我看来，中国掀起智库建设热潮是一件好事。过去中国也并不缺乏智囊型的研究机构，但是他们没有从智库的角度对自己提出要求，没有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氛围，不能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有了问题意识，针对实际问题的研究质量也得以提高。
张怡：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智库发展体系，各类智库多样性发展。而中国由于智库建设起步晚，需求方和供给方尚未完成磨合，供给与需求还不匹配。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智库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我国智库的发展应当进行分类评价、分类指导。综合性高端智库为中央服务，特色性智库为行业服务，地方智库为地方服务，避免智库研究同质化、集中化。这就需要智库评价体系的引导，应当构建科学、多元的评价体系，鼓励智库进行扎实研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将自己定位为国家战略型智库，聚焦中国掌握了一定话语权之后在世界共生性发展中应当创造怎样的发展模式,并希望通过这样的议题设置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前瞻性研究。
记者：重视智库、善用智库已成为各国的共识。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有观点认为，中国智库建设应参照“国际标准”。所谓“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
杨沐：我认为智库建设不存在一个国际标准。智库应该是多样化发展的，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应鼓励不同的智库提供各种不同的思想产品。如果说中国智库要向西方学习的话，我认为应当是学习美国的旋转门制度。这一制度将帮助政策制定者加深学术积累，帮助政策研究者增加实践经验，对于更好地完成智库的资政功能有所助益。不要一谈到旋转门制度就说不可能。实际上，我们在此方面已有很多成功实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员中，曾走出大量政府官员。
齐晔：所谓的特色在于服务对象和具体运营方法。中国智库要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在研究视野上则要放宽到全球。所有国家的智库都面临国家利益的问题，但是依然有一个巨大的共同利益领域，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大命题之下，各国需要一起面对如何配置公共资源、如何解决共同威胁等全球性问题。中国智库在这些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赢得话语权。
张怡：现在各国智库的形式和业态都不一样。比如在丹麦，智库建设刚刚起步，挪威、芬兰则已经有相对成熟的智库体系，而德国智库的发展模式又与美国的完全不一样。尽管丹麦的智库形式并不成熟，但是资政启民的相关工作早已在高校中开展。在哥本哈根，教授的工作中就包含了应对媒体采访的义务，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将给他带来一笔奖金。这类导向性政策可以让学者在做学术研究之余，积极发挥启迪民智的公益性作用。
记者：三位都有在国外智库就职或者与国外智库深度合作的经历。请与我们分享一下在智库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的经验和心得，如专业方向、研究视角、人才队伍、国际影响力等。
杨沐：先说人才队伍建设。有人指出当前智库存在个人化现象，我认为这个现象可以一分为二地看。现阶段，需要一些学科带头人来发挥作用，但应当双轮驱动，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作用的同时，建立一支梯队化的人才队伍。具体落实到国际交流合作中，就是既要打造一支可以走出去的人才队伍，又要充分利用学科带头人的相关资源，率先走出去和引进来，扩大国际影响力。此外，要充分利用大学走出去的优势。
齐晔：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对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来说，与清华大学的合作是其走向全球的重要一步。清华大学则是希望引进一个国际性的智库来提高自己智库的研究质量。起初，两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布鲁金斯学会要实现全球化，就必须完成研究机构在各大国家的本土化,否则就会沦为一个简单的资料收集和沟通交流平台。对于清华大学来说，如何管理好这一合作机构、保证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等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经过10年的发展，双方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多，目前采用的是研究员自主研究、选题报备、以影响力为重点衡量标准的研究制度。在人才管理方面，清华大学也提供了一定的编制来支持中心的发展。
张怡：复旦大学在国际交流合作这方面起步较早。就复旦发展研究院来说，合作对象横跨15个国家，包括26家智库单位，可以说是一个全球网络。大学智库应当用学术交流的方式赢得国际的认同和理解，从而争夺话语权。此外，一线研究人员走出去之后，能够更清晰地认知世界，掌握新的话语方式，用更好的方式对外阐释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即需要进行大量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
记者：说到今后努力的方向，各位期待中国智库在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取得怎样的成果？在具体实践中，应注意发挥哪些优势、避免哪些倾向？
杨沐：中国智库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成果表现在三个层次。一是中国智库和世界各国智库的交流和沟通。二是中国智库产品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开始服务于海外需求。三是和世界顶尖智库深度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理念即是国际视野，中国情怀。在国际交流合作过程中，中国智库应当坚持国家利益，同时与各国智库合作，一起研究解决共同面临的公共资源配置、维护和平与发展、建设更好生态环境等全球性问题。
齐晔：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走向世界的过程。但首要的还不是在世界不同国家建立分支机构，而是对全球问题、区域问题和国别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就需要大量此类研究。中国智库参与全球研究和对话本身就是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途径。2015年，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同英国、美国和印度相关机构完成了一份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对巴黎气候大会的讨论具有推动作用，可以说是中国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总之，对于中国智库来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要更多地思考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国际意义、研究对象是否具备国际属性、研究途径是否结合国际伙伴、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国际价值。
张怡：在智库国际交流合作过程中，从研究角度来说，可以进一步拓展学术科研的视野，发现新的学科领域和战略命题，更好地促进研究、出谋划策。从传播角度来说，先要做好“中国化”。“自身就是案例”，要结合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用外国人能接受的话语体系来解释清楚“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智库国际交流合作不是简单的开会交流，互访学习，而是要利用主题鲜明的会议等形式“入脑”，用海外中国中心等形式“入心”，用不间断的交流沟通“入情”。要摒弃说教，重视差异，建立感情，从而达到说得清楚、赢得尊重的效果。此外，还要学会和国际媒体打交道，学会在国际上制造正面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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