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多年前，古希腊曾爆发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了一种安全困境，即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情境下，每个国际行为者都担心被其他行为者侵害、占领或消灭，因此为了安全就要增加权力；但对方也会增加权力以应对威胁，若两个行为者无法调控分歧，那么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今天，因中国迅速崛起而引发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惧，让一些人认为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有可能掉进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这是对中国大国关系的一种误读。2000多年前发生在爱琴海边上的城邦国家故事不会是主导今日国际关系的魔咒，而战争、霸权转移更不会是未来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主旋律。从时代条件、全球化体系、国家属性等层面来分析，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原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迈向新型大国关系是时代潮流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逐渐明确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共同努力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建立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环节。因为世界无法承担中美交恶的代价，时代呼唤中美迈向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对世界秩序和人类未来共具担当，需要合作引领人类可持续发展。这关系到21世纪的世界是重复战争悲剧还是开创世界格局新未来。
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包含以下一些要素。一是不冲突、不对抗。这是指不发生军事冲突、战略对抗。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都极力避免冲突局面。否则，美国的盟国将忧心忡忡，其他国家也会无所适从。世界需要中美关系稳定、合作。二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是大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对中国仍有所保留，害怕影响其国内政治生态和对盟友保护的能力，但在工作层面仍然要遵循这一原则。三是合作共赢。美国等国家需要以更加清醒、理性的目光观察中国。中美许多冲突点可转化为合作点，零和博弈事务领域也可转化为共赢事务领域。
相互依存度持续加深是大国合作的不竭动力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愈益加深，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与其他大国同处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相互依存，根本不同于2000多年前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就中美双边关系而言，中美相互依存度还在增加，未来随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中美利益共同体将更加稳固。从国际层面讲，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的期待是中美合作的不竭动力。不存在中美合作达到极限一说。世界性问题与挑战有多大，中美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合作的空间就有多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行、可期。世界不仅无法承担中美冲突、对抗的代价，甚至无法承担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中美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比如，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若没有中美气候共识，会议便无法取得进展。世界要实现和平稳定发展，中美必须合作。中美合作是互补发展、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也是超越双边、利好世界的客观要求。面对世界日益增多且复杂的问题与挑战，中美作为大国，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肩负着重大责任。中美合作可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国际与地区秩序稳定。中美两国是全球公共领域的利益攸关方。维系全球稳定与安全，两国可谓责无旁贷。
建设性管控分歧是实现合作的前提
当今世界，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不具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客观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观上可以不重视大国关系的构建。大国关系始终是合作与博弈的辩证统一，大国之间要实现合作共赢，还需各国共同努力，建设性管控分歧，将冲突点转化为合作点。
仍以中美关系为例。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境况，美国对中国仍有不少忧虑。美国国内一些人士习惯性地对中国产生战略猜疑。如今，中美之间有众多潜在冲突点，比如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金融问题、台海问题等。然而，中美有一百个理由冲突，更有一千个理由合作。习近平主席强调：“看待中美关系，要看大局，不能只盯着两国之间的分歧，正所谓‘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能够以合作化解冲突，建设性管控分歧，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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