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的海外资产与人员频频遭遇恐怖袭击、排华事件等重大风险，并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人员与财产的损失。这些看似孤立的现象，其实是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体系之中的必然结果，它也要求崛起的中国必须加快自己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建设，实现自身安保能力与海外利益布局的匹配。
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因为市场波动带来的经济风险与不可抗的自然灾害，中国海外利益所面临的风险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战争、地区冲突与社会动乱，比如利比亚冲突、也门内战就严重威胁了所在国家与地区的中国企业与人员的安全，尽管中国政府尽最大可能成功保障了人员安全，但中方企业仍然遭到了巨大的财产损失。2）所在国家政局动荡与政策变化，比如斯里兰卡政局变化带来的科伦坡港项目中止（目前已重新启动）、委内瑞拉政局动荡对中资铁路项目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缅甸吴登盛政府突然变更政策导致密松水电项目中止（目前项目是否重新启动还有待观察）、津巴布韦政府近来对部分中资公司进行的国有化，都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生产以及中国的海外利益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3）社会治安犯罪与排华骚乱问题，比如阿根廷、巴西、非洲、中东乃至东南亚等国家频频发生的对中国商人敲诈勒索甚至抢劫、绑票的犯罪行为，以及在哥伦比亚、西班牙等国多次发生的，对中国商铺的哄抢行为。4）恐怖主义、传染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近段时间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对于中资公司的袭击、发生在马里的对中国维和部队营地的袭击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恶性疾病，都对中国的海外利益构成了较大的影响。
相比于几十年前较为风平浪静的局面，今天中国的海外安全状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些较为严峻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因素导致：
其一，随着中国的国家崛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相比于几十年前已经空前紧密，一方面，大量人员、企业的走出去，让中国人在世界的影响力空前增加，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国门之外越来越多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从以前主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向面向所有国家的全方位开放转变。一些以前在经贸人员往来上联系较少的不发达、不稳定、安全风险较高的国家，正在与中国变得关系紧密，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南苏丹一些安全风险较高的国家正在成为我国的投资重点。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人员在富贵险中求的同时面临更大的风险。此外必须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渐从韬光养晦走向积极有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在引领全球治理当中，发挥大国的影响，中国在广交朋友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势力的敌意甚至是敌对的行为。比如在巴基斯坦出现的针对中方企业的爆炸行为，就是其地方反政府势力，出于破坏中国-巴基斯坦政府良好关系的目的，而策划的恐怖袭击。
其二，在近10年来，全球秩序正处于重构的过程当中，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正在增多，全球安全风险正处于显著的上升期。一方面，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西方中心的世界安全体系正在逐步瓦解。一些地区出现了明显的权力真空，各种极端势力正在利用这种真空，快速发展壮大自身。最典型的就是肆虐于中东，并造成欧洲、中亚、东南亚、非洲地区重大安全风险的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政治衰朽迹象明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不安、法律秩序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其社会安全风险快速上升。在十几年间，除缅甸的国家转型较为稳定之外，阿拉伯诸国、乌克兰、南美等国家的国家政局危机，无不带来了骚乱、溃败乃至分裂与内战的重大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走出去，就很难避免承受池鱼之祸、无妄之灾。
其三，由于我国的国家崛起速度过快，大量企业与人员的走出去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而我国海外安保力量的增长则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这导致了大量企业与人员的安保状况存在较大的隐患。一方面，相当多数的我国海外企业与人员的安保意识还相当淡薄，相应的经费通常是能省就省，这直接导致了大量公司企业与海外人员的安保力度不足以应付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安保行业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难以有效承担复杂情况下的海外安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多数的企业与人员还是将海外安全寄托于我国外交部门的领事保护之上，但坦率而言，由于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与人员规模太大，除了国家重点工程之外，我国的领事保护往往在人员、经费上已经难以充分满足出国企业与人员的安全需求。
在目前的条件下，指望中国如同西方国家一样，采取“霸道”的方式来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是不现实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对于全球高风险地区还缺乏治理经验与深厚人脉，而且也是因为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全球拓展方式，本身就秉持着反对态度。除了如利比亚、也门战争等极端状况下，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责任主要还是应该依靠政府间合作、安保市场购买服务与华人华侨社区合作自保这三个方面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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