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2日美国奥兰多的枪击案目前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枪击案，案件造成至少50人死亡。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该枪击事件描述为“恐怖行为”和“仇恨行为”。有外媒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已经宣布对此事件负责，但美国政府最新调查并不支持IS介入了此次枪击案。无论是这次枪击案是否或者多大程度上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直接有关，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恐怖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国内社会，恐怖主义本土化、社区化，不仅威胁到美国国内社会安全，而且对整个世界也敲响了警钟。我们在强烈谴责这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同时，理应对枪击案背后美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反思。
一、社会安全VS国家安全
奥兰多枪击案再次暴露了美国社会的不安全感。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也是今天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指标，可以说没有社会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但有了国家安全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安全的提升。冷战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力量并不多见，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其强大的国力和联盟力量支持下是有保证的，但非国家力量，如恐怖主义组织，对美国社会的威胁自911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在社会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关系到美国的大战略选择。奥巴马上台后一改小布什时期的反恐战略，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崛起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甚至现实威胁，为此出台了包括重返亚太、推动北约东扩、支持乌克兰遏制俄罗斯等重大战略，这又不可避免导致了影响美国社会安全问题的极端主义再次凸显。
二、敌人在国外VS国内
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很大特色是发现和界定谁是美国的敌人？即使没有或者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的精英层也得臆造这样的敌人，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服务。冷战时期主要是前苏联，后冷战时期美国一度认为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911后美国把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视为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为此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极具争议的战争，这两场战争造成了美国国力的巨大透支。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在调整新的反恐战略的基础上，逐步把中国崛起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重返亚太战略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此次枪击案的发生，引起美国精英层社会对美国面临敌人的再次忧虑和反思。如果说发动911的基地组织还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形态的话，那么今天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已经碎片化、全球化、本土化了，今天在美国、欧洲制造恐怖袭击的人已经不是当年通过各种途径偷渡到美国的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恐怖分子，而是就在西方内部，甚至不是穆斯林，其思想可能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但与域外的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完全有可能没有任何组织联系。这就导致美国陷入敌人在哪里？谁是美国的敌人的困境。
三、自由vs管制
奥兰多枪击案的发生再次证明，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在反恐问题上遭遇到两难困境。自由主义价值观是美国立国基础，它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个人自由和有限政府，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强调个人优先，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强调社会的核心地位。因此美国社会对任何旨在为了反恐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都抱有强烈的抵触心理和反对，反对任何临时管制措施。例如对移民的管制，美国是个移民大国，如果美国限制或者控制移民，不仅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国际形象也造成负面影响。但在恐怖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国内社会的背景下，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无疑对美国的政府发现和打击恐怖主义构成了严峻挑战。
四、持枪合法vs禁枪有理
奥兰多枪击案再次对美国公民合法持枪提出质疑。近年来随着美国枪击案的频繁发生，伤亡人数越来越多，美国国内关于持枪合法性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今年恰逢美国的大选之年，奥兰多枪击案引发共和与民主两党候选人争议的热点。每个人维护自己安全的手段--持枪--导致了自我和整个社会的不安全感。事实上，美国持枪合法是有法理依据。美国在宪法第二修正案中把“持枪权”视为“天赋权利的自卫权”，而不是可被国家赋予或剥夺“享有权”。这个法律精神，在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芝加哥禁枪案”和2008年“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的判决是一致的，最高法院捍卫了“持枪有理，禁枪非法”宪法精神。同时，以全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利用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游说能力，对任何旨在控枪的议案予以搁置或者反对，在政党政治的作用下，任何关于控枪议题讨论都被放大、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敏感话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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