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处在比较艰难的时候，提供了大破大立的机会。经济增速趋缓，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凸显出来，社会改革共识也已经形成，进行大破大立改革的阻力减少。
上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频出，包括钢铁、煤炭等去产能，不少省份跟进了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降低电费成本等改革，另外房地产销售火爆带动房地产库存减少。
但结构性改革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6月份数据显示，钢材产量同比增长3.2%；国企还在加大基建领域的投资，杠杆率还在进一步上升；房地产一二线城市库存去化明显，且带来持续一年多时间房价的上涨，而去库存重点区域的三四线城市似乎并未好转。
上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如何，如何评价？结合上半年经济运行，后续又该如何有重点地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
下半年迎改革最佳窗口
《21世纪》：请综合评价一下上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刘元春：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进展还是不错的。比如煤炭产量下降，房地产库存也在下降，工业企业每百元成本费用也在下降，但是这些对当前经济发展究竟带来了什么效果，对于盘活整体经济内生活力有多大的作用，还需要继续观察。现在只能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刚刚开始，下半年推动改革变得更为迫切。
《21世纪》：为何说下半年推动改革的紧迫性越来越强？
刘元春：三去一降一补，从目前来看，实施的难度比想象的要大。
虽然当前经济稳增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中国经济内在的扭曲在进一步的加剧，内生性下滑趋势抬头，风险在进一步上扬，不平衡、不持续的一些问题远远没有结束。
稳增长取得阶段性的、超预期的成效，这为下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空间。下半年要想稳增长，要想从根本上达到经济调整的目标，就必须要动真格、大规模实施改革。
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佳的窗口期，错过了这个时机，再要想寻找这样的改革机会就很困难。
《21世纪》：为何说下半年是最佳窗口期？
刘元春：首先，我们已经做好了很多改革前期准备工作，比如推进反腐实现对政治生态的净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初步出台。
再者，目前中国经济处在比较艰难的时候，提供了大破大立的机会。经济增速趋缓，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凸显出来，社会改革共识也已经形成，进行大破大立改革的阻力减少。
第三，现在全球所有国家都在推进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决定了未来各国在世界竞争力的强弱。中国有体制的优势，有改革的空间，现在也积累了很多推动改革的力量。
如果错失目前大破大立的时间点，前期很多准备工作会被浪费，同时还有可能丧失国际竞争力。
防国企杠杆率过快上升
《21世纪》：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在您看来，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点是什么？
刘元春：首先，政府政策驱动力难以从根本上弥补市场需求缺口。突出的如投资，政府持续出台政策稳投资，仍然难以弥补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缺口。
再者，中国企业债务在持续上扬。中国当前经济，从投资-出口驱动型，转为借贷投资驱动型。这会导致经济在高负债运转下，负债越来越沉重，借新还旧的需求越来越大，内生增长动力不断被销蚀。
三是，资金脱实就虚的状况在进一步加剧，大量资源难以真正回归实体经济。
四是，基础性的产出指标在恶化。例如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等指标，在今年出现了大幅回落，这些基础指标没有出现根本改观，经济要摆脱当前困局比较难。
《21世纪》：投资驱动型经济，导致国企杠杆率在不断上升。后续该如何去杠杆，国企杠杆持续飙升有何风险？
刘元春：去杠杆的目标并不是降低债务绝对规模，也不能单纯理解为杠杆率的下降。去杠杆的目的是，为实现债务的可持续性、提高债务效率，这是核心。
杠杆率增长太快和我国金融体制，也和经济增长较低迷、国企预算软约束等都有关系。政府的保护、银行的偏爱，以及目前对投资项目审查趋严等，导致资金宁愿给没有效率的国企，也不愿意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这就导致国有企业杠杆率不仅没有降，反而出现一些膨胀，这是最头疼的问题。因为国企效率在下降，债务率又在快速上扬，会更容易导致一些系统性问题。
下一步，应通过多种途径来防止国企杠杆率过快上升。具体而言，第一要防止地方政府过度救助国有企业；第二就是要防止金融体系过度贷款给国有企业；第三是国有企业必须要进行自我的改革和战略性的重组，需要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国企改革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怎样在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银行和其他的金融部门之间，寻找到平衡，进而在效率与公平、效率与稳定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动态平衡——这是进入一个新的模式的关键。
房地产市场整体风险不大
《21世纪》：上半年国企在土地市场上争抢突出，贡献了很多“地王”，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刘元春：当前国企行为出现一定异化。“僵尸企业”还没有开始整治，但大量高负债国企大规模进入到房地产行业，还有大规模进入海外并购市场，和金融投资市场，反映国企希望通过资金“脱实向虚”来获得短期收益，企业投资行为发生重大变异。
国企通过举债方式，进军上述市场时，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攀升，意味着中国金融风险进一步上扬。
《21世纪》：有人说，当前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有点像去年6月份的股市，存在泡沫破灭的风险。您怎么看？
刘元春：从全国来看，房地产系统性的风险不存在，因为房地产各类参数能够支撑起当前局面。一线、部分二线城市由于土地供应大幅度下滑，供需缺口太大，导致大量“地王”出现。
目前来讲，房地产整体杠杆率并不高，个人购房杠杆率不高、房贷不良率也不高，无论是投资杠杆率还是消费杠杆率都很低。
房价上涨，主要会产生民生方面的问题，以及城市后续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城市房价、租金过高，整个城市发展成本过高，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地方政府从城市或产业发展角度，需要考虑的问题。
后续的话，一线城市需要加大土地供应，而三四线城市则需要继续去库存。
《21世纪》：下半年经济运行，需要关注什么风险？
刘元春：人民币汇率波动，引发资本外逃等，需要尤其关注。
很多系统性问题，会通过汇率这个途径进行综合暴露。问题一旦暴露出来，导致的冲击可能比其他金融参数带来的冲击更剧烈。
目前来说，外部环境的动荡还在持续，特别是最近脱欧事件出现之后，各国汇率关系和各种商品的比价，出现新一轮跳跃式的变化，这个变化肯定会出现回调，进而又产生新一轮震荡。汇率震荡，如果叠加上国内一些其他问题，可能会引发一些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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