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至今已过25年，尽管世界地缘政治争斗仍不时显现，而且在中东、乌克兰等地还很激烈，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各国对经济转型成功的渴望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制约大国间的任何战争冲动。可以说，当前的国际竞争正在转向地缘经济博弈为主的时期。
中国以新姿态推动地缘经济博弈
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地缘经济博弈进而消弭地缘政治争斗的主角，呈现出中国外交的新姿态。亲诚惠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等一系列概念构成一个崛起大国新型外交的基调。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尽管仍有个别国家抱质疑态度，但它总体上得到了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热情响应，其“沿线国家”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五通”目标建设将拓展中国崛起的地缘经济路径，扩大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互动的范围与空间，成为中国以自身方式推动全球化的源动力与抓手。由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风头不再，新时期全球化可能进入中国驱动的新运行区间。
在国际金融领域，亚投行57个成员近1/3为非亚洲国家，加上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的支持，它有希望成为范围更为广泛的全球金融创新与治理平台，这显示出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同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式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吸纳了人民币。这种由美欧日控制的机制吸收中国是顺应了国际金融治理的现实发展及其对中国的期望。
中国崛起的路径与战略选择变得更加坚定、明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只针对中美关系，也是中国对与其他大国实现外交良性互动的期望。它取代了传统的地缘政治斗争思维，取代了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的固有冲突模式，因而决定了一个崛起大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
已经发生的世界力量消长和平衡进程不会因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的暂时受挫而改变。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进步和更新换代加快，但基础科学与理论的革命仍未真正到来，虽然生命科学、宇宙起源、暗物质等理论领域可能出现一些突破迹象。技术扁平化可能缩短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时间，抵消一些国家以某种革命性技术控制或主导其他国家命运的企图。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还具有相对的后发优势，抓住机会仍能实现弯道超越。
新时期下的全球治理阵线更错杂
在一个以地缘经济博弈为主的新时期，全球治理的方阵更多、角色更为多元，但同时阵线也更错综复杂，甚至可能出现角色错配。比如，当前的全球化势头呈现收缩态势，但双边、次区域、区域一体化仍在发展，围绕规则与机制建设的主导权竞争加剧。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仍在推进，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经吸纳半数以上的亚太国家(加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在气候变化方面，中美成为这一全球治理的关键角色，但同时也存在没有中国参加的70多个国家联盟。
联合国改革也体现着全球治理的这种错综复杂。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等“争常四国”不断发起“争常”攻势。因在“9·11”事件后发动伊战遭到欧洲盟国反对，美国对德国“入常”采取了不支持立场，这一态度至今未变。虽然美国现在口头承诺支持日本、印度入常，但与此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专家之前便不无意见地认为，无论“四国”还是“4+2”等方案均不会列入联合国成立70周年议程。事实上，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情形也确实如此。这说明国际正道不可能因历史的记忆远去而被冲淡。
还有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反恐领域，尽管各大国在行动上对如何对付“伊斯兰国”(IS)尚存分歧，但IS四面树敌已使国际社会更多国家形成广泛共识，寻求共同应对。只是从另一角度来看，IS的疯狂也在给某些大国以借口，这些国家按照它们的逻辑，要求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以并不适合自身的方式参与国际社会反恐。
传统同盟现裂痕延长中国机遇期
现在，传统的盟国、盟友或伙伴体系已经出现功能性解构的迹象。虽然某些军事同盟貌似有所强化，但事实上已非铁板一块。而传统上由同盟体系衍生而来的在政治和外交立场上的一致性也开始出现裂缝，各国更多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做出相对独立的选择。
有外媒称，“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标志着美国为首的北约盟国体系的崩溃，韩国加入亚投行也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东北亚盟国体系的崩溃”。虽然可能言过其实，但这也说明了变化的端倪。美日韩关系存在转圜空间，虽然三国首脑曾有会晤，但这个三角关系有着相当大的脆弱性，很可能经不起基于历史或现实的一些分歧的冲击，相互信任的彻底夯实殊非易事。而以乌克兰问题为例，新的“明斯克协议”将美国排除在外，也再现了美欧之间的分歧。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尽管以实力为后盾的地缘政治争斗还有市场，但地缘经济博弈无疑正在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特征，这仍符合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本条件。中国的国家实力与影响力处于同步扩展状态，腾挪空间巨大，我们既有实践方面的自信，同时也在逐步建立起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在此基础上塑造和延伸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样符合地缘经济博弈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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