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发展出现问题，表征是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深层症结则是中东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由此导致国家缺乏足够税源，民众缺乏足够就业机会。这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后劲和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衰落：奥斯曼帝国的悲歌
在国际权力体系中，财富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为增加权力都会想方设法获取更多财富，但不同时期和不同生产方式下，财富来源的含义却迥然不同。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共经历了三次革命性变化：第一次是简单的小商品经济模式，由此衍生出的是地方化的社会政治体系；第二次是基于农业盈余和家庭手工业的传统商品经济，其对应的是一种涉及范围相对更广的帝国式社会政治结构；第三次是延续至今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
工业化大背景使国家的财富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金矿，不是自然意义上的金矿而是制造业。”英国之所以能维持两个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就与其率先实现工业化直接相关，工业体系成为英国获取财富的最主要来源。
相反，那些没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只能用附加值低得多的农产品和各种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进行交换，这种看似等价、实则不等价的自由贸易，最终使财富源源不断流向工业化国家，导致工业国越来越富，农业国越来越穷，由此出现世界各地区之间收入水平的“大分流”。
中东伊斯兰世界就遭遇了这种命运。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时，正值欧洲列强完成工业化、掌握了竞逐富强“新秘诀”之际，而伊斯兰世界仍沉浸在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观之中。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情况下，奥斯曼帝国贸然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它们贸易特权，结果使其成了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庞大倾销地和原料产地。由此，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原有制造业的衰落。18世纪前半期，奥斯曼帝国还一直向欧洲出口丝绸和棉纱。但从1761年开始，由于法国对从奥斯曼帝国进口的棉纱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加上英国纺纱品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在欧洲销售市场的大门日渐被关闭。18世纪70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工业发展的高峰期，此后便开始日渐走下坡路。其与欧洲的贸易结构逐渐变成了土耳其人出口原材料，然后又以制成品的形式返销到土耳其。到1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日益陷入“坏的自由贸易”，财富流动方向日趋变成土耳其向欧洲工业国的“单向流动”，由此导致帝国财政日趋拮据，乃至最终被西方控制。到19世纪后期，帝国财政完全被西方控制。政府每年为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的数量，超过帝国年总收入的一半。6年后，君士坦丁堡已经濒临破产，被迫将帝国某些收入控制权，转让给由外国债权人代表组成的国际机构——奥斯曼国际管理局。对此，19世纪末，一位法国观察家说得十分露骨：“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就是让一切继续下去和支付债券。”
夭折：工业化进程屡次被打断
为扭转这种日趋不利的经济结构，中东伊斯兰世界也尝试实行工业化战略。埃及是典型例证。19世纪初，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强制实行工业化，他积极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现代教育，建立新式军队，这项伟大的实践持续了三分之二个世纪，最终使埃及转变为强大的地区性强国。但到19世纪70年代伊斯梅尔总督执政后半期，埃及工业化进程最终半途而废。
究其原因，英国强力阻挠是重要原因。埃及的战略位置对英国维系霸权至关重要，在这一地理枢纽地带，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显然不喜欢一个“励精图治的阿拉伯国王”盘踞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而更喜欢一个软弱而依附的奥斯曼苏丹。为此，英国站在奥斯曼帝国一边参与打击埃及。1839年，英国站在土耳其一边打击穆罕默德·阿里，取得了胜利。
胜利后的英国对穆罕默德·阿里提出两个强制性条件：一是将部队从13万裁减到18000人，这就使其新办工厂的产品失去了大部分市场；二是在埃及境内实施1838年签订的英土商务条约，这就取消了穆罕默德·阿里对经济实行的国家垄断，并允许外国商人在埃及境内任何地方自由地做买卖，使本国民族工业直接面临外国工业的竞争而最终失败。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基本控制了埃及财权，1882年直接进行军事占领。由此，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埃及被扼杀在摇篮中，使其继续在边缘地带徘徊。
二战后期，中东再度面临工业化机遇。二战期间，战争需求再次刺激了埃及工业的发展，到二战结束时，埃及工业提供了国内所需消费品的86%，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8.4%。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以纳赛尔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兴起，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试图通过发展本国工业，彻底摆脱延续了几个世纪对西方的经济依附。到1960年，制造业为新增加的劳动力的18%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由于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造成的沉重军费负担，加上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灾难性失败，导致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主张日渐失去吸引力。
尤其萨达特1970年上台后，基本放弃了纳赛尔时期奉行的进口替代战略，转而奉行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政策。有学者将当时的埃及视为“阿拉伯自由化之母”。表面看，萨达特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产生了一定效果，如GDP年均增长8%～9%，但长远看，这种政策最大的负面效果，就是埃及过早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其工业化战略前功尽弃。由此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如经济停滞，农业增长放缓，食品进口增加，贸易进出口失衡等等。随着大批外国资本和廉价产品涌入，埃及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对外依附日趋加重。
穆巴拉克上台后，延续和发展了萨达特的经济政策。他进一步加大自由化改革力度，包括建立埃镑自由外汇兑换市场，削减进口关税，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还进行了银行私有化。建国60多年后，埃及社会许多方面出现了退步，2007年，埃及32%人口是文盲，40%人口生活水平低于或接近国际贫困线，人均GDP不到土耳其的一半，相当于南非的45%。
与此同时，中东产油国“购买工业化”的尝试也最终以失败告终。20世纪70年代，在高油价背景下，海湾国家“石油美元”滚滚而来。中东产油国纷纷制定自己的工业化计划。沙特出台高达1440亿美元的五年计划，要引进包括技工、经理、教师和工人在内的70万外来移民来提供劳动力，以便能够建房、铺设公路、使城镇通电、提高港口吞吐量近三倍，提高水泥生产近十倍，建立炼油厂和石化厂以及其他重工业设施。伊朗国王也宣布用石油美元促进本国工业化，并投入700亿美元进行类似的投资。巴列维国王雄心勃勃地宣布，50年内他的国家会达到1974年德国的经济水平，跃居世界第五大强国。
但显然，西方工业国很不喜欢中东产油国的工业化尝试。这是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为加速自身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而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越多，再循环流入工业国的资本就越少。因此，德国一位经济学家建议石油输出国组织投资于水果蛋糕厂。法国则对大量股份收购制定了“提前通知和正式申请”等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制定后一直未执行，直到石油输出国组织收购法国企业时才开始实施。1975年大量的奔驰股票流入市场，施密特总理督促德国银行赶快购买以防落入伊朗人手中。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投资者在美日进行类似收购时也都遇到阻碍。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有形无形的阻挠，使中东产油国的“购买工业化”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直到现在，中东国家的石油美元更多地只能用于购买美国国债。
“再工业化”：中东国家的难得机会
工业化进程的失败，给中东国家带来多重负面效果。据统计，阿拉伯世界2007年的工业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时期。由此，导致中东国家日趋走向贫困化。据统计，1980至2004年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年均不足0.5%，低于除撒哈拉以南外的所有地区。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时相同。另据世界银行估计，1960～1990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劳动生产率以0.2%的速度逐年下降。
对中东产油国来说，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中东产油国好不容易挣来的石油美元，除了用于购买奢侈品和投资房地产，大多数重新投向发达国家市场。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SWFs）中，约有60%～85%投向欧美市场。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本质上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相反，它却使本国实体经济就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走上衰退道路，并最终在2011年引发中东剧变。
中东工业化进程屡屡夭折，西方刻意阻挠是重要原因，西方为保持高附加值地位，不可能允许中东地区出现新的工业化国家，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中东国家最终不得不屈从于外部压力。
当然，中东国家也要从自身找原因。伊斯兰世界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要塞，“贸易立国”贯穿全部历史。但在工业化背景下，通过贸易获取财富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多数中东国家却从惯性思维出发，几乎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经济全球化倡导的自由贸易、市场竞争理念，由此导致工业化进程中途夭折。此外，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中东工业化不成功，还与中东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过于艰巨有关。中东国家面临问题太多，而且这些问题密切交织，由此使中东国家领导人对采取开放战略还是保护战略踌躇不定，最终首鼠两端，无功而返。
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一些中东国家进入了实现低油价时代的经济转型和推进经济多元化改革的关键期。这也是这些国家“再工业化”、实现腾飞的不可多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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