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合作与较量相互交织的现象更加突出，各种矛盾和问题将地区合作又一次推到十字路口上，经济与安全合作下一步向何处走应引起特别关注。
近日，东盟与中日韩（10+3）、东亚峰会（EAS）和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在老挝召开，为即将于下半年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和系列外长会预做准备。这些机制构成了目前东亚地区合作主要内容，从表面上看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实际上是东亚各国及域外主要力量相互妥协与平衡的结果，也是相互适应、彼此接受的结果。
相互适应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基础是力量对比、地区态势与地区治理等客观权力结构因素，同合作理念、合作意愿等主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东亚作为全球经济活跃度最高的地区，相关因素的变动节奏也非常快，由此推动地区合作架构的演变进程同样异常活跃。目前，尽管东北亚和南海地区安全问题升温，但种种迹象表明，周边国家间整体的相互适应程度实际上可能加深了，有可能建立起新的平衡，其稳定性较金融危机前更强，各方在此基础上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实现共赢的可能性更大。
从合作理念上看，在经历二十多年的相互较量后，东亚各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超国家权力组织短期内不可行，转而在坚持渐进原则、差别原则和实用原则基础上，将完善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发展等各平行的功能性领域务实合作作为目标，相当于从欧洲模式转向亚洲模式。当前，各国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都集中在功能性合作领域，建立了一系列相互平行的功能性合作机制，这就找对了适合东亚地区合作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啃掉一些硬骨头之后，东亚合作有望实现大的突破。比如，在刚刚召开的系列高官会上，中方表示“10+3”应聚焦金融、农业、减贫、互联互通、产能与人文社会合作，东亚峰会应聚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安全“双轮驱动”，东盟地区论坛则应聚焦非传统安全领域。
从地区格局上看，当前这种合作架构同时照顾到多方面利益和舒适度，为开展务实合作释放了空间。从根本上看，东亚地区秩序是由经济关系塑造的，本地区的资金、技术、产品和人员流动主要在中、日、韩及东盟成员国之间展开，“10+3”机制反映了东亚地区合作的主要矛盾，是东亚合作之本。东亚峰会的不断扩容，反映出周边各种力量的存在和利益的均衡化发展态势，同时满足了各方面借势制约中国崛起及确保自身利益两方面考虑，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即是例证。各方在这种架构下不断调适立场，最终使得一些问题得以落定。比如，关于如何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曾有多重路径，现在基本归结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上，各方刚刚在澳大利亚珀斯结束新一轮谈判，并多次确认争取在2016年底前完成谈判。若能谈成，对东亚合作是重大利好。由此，东盟共同体（2015年已经建成）、RCEP及亚太自贸区的进展可推动东亚同时在东盟、东亚和亚太三个层次上实现区域合作进展。
从区域内外关系上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导致东亚与亚太两个层次步入新一轮互动过程，且帮助东亚国家找到了互动的“发力点”。以TPP的体量，这种相互适应将长期持续，由此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某种可预见性，是破坏性的创造。回顾历史，东亚国家在东亚与亚太两个层次的合作中曾经历诸多曲折。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前，东亚合作是面向亚太的，政策和资源都向亚太方向聚集，地区国家希望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合作路径，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投资增长。然而东亚金融危机迅速终结了此轮互动，“东亚意识”觉醒，基于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合作不断涌现，虽然不断遭遇挫折，但大方向仍是向内合作，现存的几个合作机制基本由此而来。2010年TPP举行扩容后首轮谈判，到2015年结束，5年来不断搅动东亚地区合作。一方面对东亚合作有破坏性，另一方面又给东亚国家明确指出未来数年的主要矛盾所在，确定了未来东亚合作的大环境，给长期决策提供了基础。
从中国与周边关系上看，彼此磨合与接受的痕迹更加明显，且具有螺旋上升的周期性特点。中国-东盟合作是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起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许多新思想都和东盟在合作中积累的经验有关。比如，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启示，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对亚投行的启示，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历程对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启示等等，通过与东盟的相互适应，中国获得了周边外交的宝贵经验。同时，周边国家也在逐渐适应中国的崛起，其中地区合作重心的变化非常突出。比如，RCEP最早是由日本支持的课题组提出，其目的是与中国支持的“10+3”模式相竞争，通过拉进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平衡中国。但随着时间发展，现在RCEP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着中国在转，能否成功要看中国是否支持
最后，相互适应的结果是在一个周期内走向“新常态”，建立“新平衡”，为和平、合作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当前尽管乱象多，但深层次上可能有章可循，地区国家应该抓住其中闪现的机会，推动地区合作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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