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富：如何理解中国经济体制两个三十年？

史正富：如何理解中国经济体制两个三十年？

【复旦大学教授史正富口述、观察者网高艳平采访整理】

前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那一套计划经济体制都随之终结。而中国是唯一一个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很容易被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前后两个三十年，是断裂的，甚至是对立的。真是这样吗？

中国的产业工人所具备的，适应现代大工业经济需要的组织纪律性，吃苦及好学上进精神，首先来源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和积累；其次，无法抹杀前三十年中国政治经济变迁带来的医疗卫生、教育水平方面的成就。当改革政策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积极性，就迅速形成创业和勤劳致富的热情，成就了今天的改革开放伟业。图为2013年五一劳动节，上海中心建设工地前，正在辛苦劳作的建筑工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大特征

我觉得这个看法不太全面，理由是这样：今天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是存在着重大区别的，它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有自己属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因此就与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这个部分有了内在关联。至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中具有特色的部分，我个人总结有四个方面：

其一就是国有经济的存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保留了以中央直属的大型企业为主体的国有经济，国家对国企的管理正在从企业经营转向资本经营，即国有企业管理转向国有资本管理。这样，国有经济就具备了长期的、可持续的竞争力。

过去总认为，国营企业的效率不及民营企业。但是，当国有经济从企业经营转变到资本经营的时候，国企效率差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因为资本从来都是混合的，将来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融合到一家企业里，在现代公司治理框架下运行，这和西方大型上市公司中不同资本混合存在并无本质不同。唯一区别就是，西方公司中对董事会的约束仅来自资本市场，而中国还有约束国有资本的国资委。

因此，国有经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长期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将国有企业定义成转型期间存在的一个暂时现象，以为到了市场经济的成熟阶段，它是可以消失的。其实不是。

第二，中国的财政体系是一种新型的财政制度。它既有类似于西方国家常规的公共财政，即以税收收入和公共支出这样的收支管理为主体的财政制度；同时又有一个国有经济、土地财政和相关公共基金结合在一起的财政体系，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政府融资平台的体系，可以对外投资产生收益，又形成了一定的负债。这样一套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和国家公共财政的收入支出管理体系，是两个层级的内容，是一套复合型的财政管理体系。

这二者的融合和贯通，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完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纠错改进的过程。但是已经很清楚的看到，这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长期的制度安排。

第三，从政府体系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有一个独立的、由各个地区省市尤其市县一级地方政府组成的决策体系。在改革开放中，它们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体，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形成了第三维的市场主体。

在西方经济中只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在中国，又多了一个政府内部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国家级的经济发展的总的谋划者和代表者，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竞争、合作的关系，这样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地方政府体系，是西方市场经济中不曾见到过的；再加上已经发展起来的竞争型的企业体系，构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大主体互动的关系。

这三大主体的互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暴露出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缺陷，需要我们不段完善和改进。

第四，我们的中央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与职能，是西方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都无法比拟的。

就职能而言，我们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面对变动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央政府在国家的中长期发展方向，以及重大的、全局性的、关键性问题上，不能不承担战略决策的任务，这些任务靠市场体系本身是解决不了的。

新型市场失灵要求各国中央政府行使新职能

即使是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较多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来解决发展问题的国家，而今在面对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他们的中央政府都有了全球范围内重新战略定位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使命，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因为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里，特别是货币纸币化以后，我们经济学家所讲的市场失灵，已经根本改变了。我曾经专门写过文章讲当代新型的市场失灵，它不同于我们经济学教科书里公认的那三种市场失灵，它有了更加系统的特征，有了更加强大的破坏力。

新型市场失灵为中央政府的职能赋予了新的使命和内容。这种新型市场失灵形成的特征有以下几个：

第一，这种新的市场失灵是与货币纸币化相关的。全球范围的美元纸币发行造成了美国国家级的软预算约束，由此而来的全球流动性泛滥，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则。由此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比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包括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厉害得多。这给国家提出了新命题，即怎么样让能让本国经济体系不发生周期性崩溃？

第二，政治权力直接介入经济运行。这不是中国特色，世界发达国家都是如此。从技术人才、生态环境、新兴科技、能源以及资本，这些重要的生产要素，都已经有了国家权力和大型企业集团权力参与，也就是大资本权益和国家的政治权力融合到了一起，介入了这些重大生产要素的市场当中去了。所以今天的“要素市场”不是一个市场化的要素市场，而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介入其中的要素市场。而这些要素的价格也不再是自由竞争形成的均衡价格，而是国家、大企业与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博弈形成的“建构价格”。

所以如何处理好国家权力与公司权力的融合，在国际性的竞争中，谋划对本国有利的市场环境，提升一国要素供给的能力，就成了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最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第三，中央政府的职能还涉及维护起码的公平，比如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旦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第三产业越来越多，知识型劳动者越来越多，收入分配就逐渐改善了。

此种情形在二战之后几十年确实发生过，但最近三十年看到的却是整个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环境，尤其英国和美国，一天比一天恶化，所以现在才有皮克堤《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流行。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市场运行机制的变形，强化了资本拥有者的力量，使得资本的拥有者和控制者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要素资源的组合，进行生产能力的全球布局，提升了那种资本资源的控制者获得收入的能力，这样就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以及国家范围内，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比传统的市场经济，要更加厉害，更加难以对付。

那么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国家没有相对应的对策，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就会成为市场经济中难以克服的障碍，成为实现经济发展人文目标的一个障碍。

这一系列市场失灵，都是全球化以来的新现象。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中央政府，在市场体系的有效运行中，需要发挥前所未有的新职能。如果不能有效行使这些职能，那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是畸形的、难以持续的。

这就对各国及其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挑战，国家要行使这一职能，你有没有能力呢？这取决于国家拥有的资源，取决于这个国家公务人员队伍的素质以及组织结构的有效性。

我刚才讲过，中国今天形成的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复合财政体系、分权型地方政府和发展管理的中央政府这四个支柱的存在，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收入分配和财富结构，相对于西方更加平衡。这种体制直接为中央政府在战略层面、分配层面、要素市场层面行使自己的职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提供了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更有效的条件，这是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形成的一个优势，而不是什么小政府、大市场这种概念可以表达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前三十年密不可分

按照我的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四条特征都是和前三十年分不开的。

首先，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这一条就是前三十年一直在探讨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中就一再强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妥善处理；中国国家大，既要有中央的统一决策，也要考虑地方特色，让地方有一定是自主性。因此，中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探讨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积累了有很多教训。改革开放以后，我记得八十年代初，很多人就认识到，中国过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走不出这个死胡同，因此改革不能行政分权，而应该走向经济分权，企业的职能要还给企业，这样政府的职能就进一步明确了。实际上，朱镕基推行的分税制，是用经济分权代替了传统意义的行政分权，即是吸取了前三十年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结果，也是以前三十年形成的政府体制为依托的。

第二个，国有企业问题。我们总结前三十年的经验后发现，国有经济不能成为一个企业界的主体，国营企业功能应该体现在国家国计民生的相关领域。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和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存在的现实紧密相连的。它的成果是正确地认识了生产力的性质，国营企业找到了自己应该存在的领域，所以它本身就有连贯性。没有那几十年国营企业的积累，何来后面国营企业的改革呢？国营企业的改革，从国营企业的资产管理到国有经济的资本管理，这也是改革实践，依托于过去国有企业的发展轨迹而来的，也是对这个体制的改进，不是凭空产生的。

第三，中国新型财政体制。他是收支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叠加的复合型财政体制，它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产生于前三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抛弃，没有全盘废除国有经济，而是让它改进、转型。有了国有经济，才有复合财政的基础。二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产生了地方的资产性收入，产生了地方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各种资产，包括不动产和企业股权形成的资产。那么，土地财政又是哪里来呢？是因为社会主义土地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如果说土地是私有的，哪里还有土地财政，还有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动力？

最后，中央政府作为国家长期发展的管理者，不仅仅是一个宏观经济波动的干预者，这个定位，就完全离不开上面三个特征，更离不开建国以后头三十年形成的中央政府管理全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有五年计划制度，中央政府谋划的就是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而不是一个短期波动性的干预。在今天的中国，央行、财政部，通过短期财政金融政策来管控宏观经济的运行，减少宏观经济的波动，但它是国家长期发展管理当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所以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能代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四大特征，都和前三十年的发展改革密不可分，和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积累的家底子，积累的基本制度安排，积累的基本发展经验密不可分。

再说一个更宽的层面，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是就和前三十年无关了？其实是完全相关的。第一个相关的就是中国劳动力的水平和素质。经济学家有一个工业革命和勤劳革命的说法。工业革命就是英国代表的工业革命；勤劳革命是说，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劳动者阶级的素质、技能和工作热情的革命。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国家迈进，把农民变成一个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产业工人，这就是一场人格、素质的全面变革。为什么非洲经济发展的这么慢？即便是他们搞市场经济，给他们经济援助，还是很难发展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样勤劳节俭的家庭，这样善于学习、肯吃苦的产业工人阶级。

而这批产业工人所具备的，适应现代大工业经济需要的组织纪律性，吃苦精神，好学上进，为了未来进行储蓄，而不是吃光用光，这一套好的素质，是哪里来的呢？首先来源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和积累。其次，劳动者阶级识字率提高、疾病死亡率的下降，都是文革前三十年铸就的成就。即使是70年代末，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和教育师资力量，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了。当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当政策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能够迅速形成创业和勤劳致富的热情。很多成功的民营企业老板，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的主要文化积累，就是文革前上的中学水平。

正确认识65年经济体制变革的连贯性

从多个层面来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不是一个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所以这种转变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借鉴、植根于前三十年的众多积累、前三十年的实践衍生出来的。

当然我们也要指出，这个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确实是一场大的变革。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但是这场革命，又代表了过去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很多要素被传承，被修改，然后保留下来，发扬光大。可以说，是后三十年对前十年历史经验的积累和扬弃，既有否定，又有传承和转化。所以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走自己的道路，逐步走出来的历史性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制度在新历史时代的一次突破。

从秦汉形成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在全球都是领先的，领先了那么那年。一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相比之下，中国的政经制度安排，相对落后了，失去了比较竞争力，因此挨打了。那么中国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第一轮搞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历史地来说，它是必要的，是正确的。很多人以为现在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认为当年搞的计划经济是错误的，这是个谬论，是方法论的失误。

虽然这个体系今天还在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的生命力是毋庸置疑的。这样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不同，也和我们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和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的不同，而去割裂历史，去自我否定事实。正确理解并清醒地把握我国建国65年的历史连续性和其中的阶段性，是一个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大思想问题，也是一个走好社会主义制度未来改革与演进道路的重大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