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4月14日下午1：30，中国人民银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长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参与了由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心（CCWE）共同主办的交流活动，讨论了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问题以及债转股等热点问题。
会议持续了1.5个小时，前半场由前中投公司副董事长高西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David Dollar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主任Eswar Prasad参与，后半场由易纲和伯南克参与，由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货币政策中心主任David Wessel主持
易纲来华盛顿参加4月14-15日的第二次G20全球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这个对话中，易纲较为坦率地回应货币政策、汇率、债转股等热点问题。在今年3月12日央行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介绍易纲为“负责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
对于IMF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易纲认为，各国之间需要加强政策协调。他认为最困难的事是改革，但不改革是一种风险，此外也无需过分担忧，因为过度反应也是另一种风险。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债转股问题，易纲并未直接回应。他指出，解决企业高杠杆问题的关键在于严格的金融纪律，要让每个企业对自己负责。但若想要推出什么政策之后就立即将杠杆率降低，是不可能的。
关于世界经济增长
David Wessel：今年听到IMF降低对全球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全球经济已经低迷太久了，从你的角度来看，可以做什么来提高对世界经济的预期，可以如何改善？
易纲：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来参加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是来讨论这个价值百万的问题。
我认为，政策协调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在上海（2月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所做的沟通一样。
我能说的就是，根据中国第一季度数据，经济增长在许多指标来看都非常强劲，无论是运输量、电量，还是CPI、PPI以及其他指标。中国很快将公布第一季度GDP，如果美国经济按照预期发展，我们预计将是2%，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有信心今年GDP将达到6.5%-7%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符合预期， 我们有足够的基础来应对这种（IMF所说的全球）增长颓势。对于全球经济，我们也将持续通过经济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恢复贸易，恢复增长速度。
David Wessel：您认为对于这样的展望，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易纲：我认为目前即使有些国际组织下调了对全球经济的展望，但是如果回望过去10年或20年，我们的经济增速仍然促进全球增长。所以并不需要担心，一方面，我们有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过度强调风险并过度反应，这又造成了另一种风险。
我认为，最困难的事是改革。如果真正想推进改革的话，是非常困难的。QE，财政赤字就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经济指标，但是和真实的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相比，并没有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也并没有解决财产权的问题，这些都是基础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不改革是一种风险，过度反应也是另一种风险。
伯南克：我同意易纲副行长的话，世界经济确实比前几年更好。但是目前整体的经济增速仍比较令人失望，这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通胀率迟迟无法提高，对于新兴市场，比如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在努力应对较低的经济增速，更低的大宗商品价格和更强势的美元，这些因素互相影响。
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做的，这些国家可以更注重在总需求的作用，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目前有些央行拥有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我说的主要是日本，更合理的可能是使用财政政策。
现在对结构性改革有一些误解，人们总是说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需要结构性改革，但其实在需求不足的国家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有些改革可能不能立即见效，比如在就业率提高之后提高劳动者福利。
另一个我认为在国际会议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是，金融和银行业的关系。美国的市场波动传到海外，并不是通过贸易或经济，而是通过金融市场，反映了全球的不确定。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协调监管金融系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认为这是国际协调的重要方向。
关于汇率问题
David Wessel：我认为现在关于中国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汇率问题。市场担心人民币有大幅贬值的可能，虽然最近人民币汇率比较稳定。这是易纲副行长所做的努力。我想问易纲副行长，你对于人民币汇率体系的理解，你想要外界怎样认识人民币汇率体系，你是如何管理汇率的？
易纲：中国官方的说法是：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汇率制度的三大方面。这是我能够给出的最准确描述。现在汇率市场波动大幅减少，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向市场传递“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的信息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一篮子货币中，美元占比较高，所以人民币相对一篮子货币相对稳定，也就说相对美元较为稳定。
市场还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大量的市场波动超越了基本面，尤其在全球需求虚弱之时，这对于中国是不利的，对全球也是不利的。一方面我们以市场需求为基准，另一方面不愿看到波动性超过基本面。
如果你看经常账户，或者是FDI、ODI，就会发现人民币处在均衡的位置。所以从基本面来看，我有信心我们将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
关于三元悖论
David Wessel：伯南克，我们都知道汇率最著名的三元悖论，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但是中国好像常常能兼顾三者，你认为中国可以如何使汇率承诺更加可靠？
伯南克：可能中国采取这样的汇率措施也是必要的。中国央行清楚知道不允许出现人民币大幅贬值。明确这一问题有助于减少做空人民币。中国面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部分受调控的汇率，通过这样做，我认为中国央行能够实现其不大幅贬值的目标。尤其是在资本流动方面，减少资本流动很难实施，但是可以提高对中国投资的意愿。最近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国外央行机构开放就是这样的一个措施。
所以中国央行的目标就变成了避免大规模贬值和宽松货币政策。我在我的博客上也说过，我对中国的建议是，更多采用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同时也没有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弊端。同时也通过针对性的财政政策进行改革，财政支持应该放在提高人们的收入安全上面，比如增强养老金体系，从而提升消费者信心和提高消费开支。此外，减税或退税也可以用来提升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所以我认为应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这有助于改革。
关于财政政策
David Wessel：易纲，伯南克认为美国过于依赖货币政策，现在应当更多采用财政政策，您认为这是否也适用于中国？
易纲：财政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今年我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3%，超过2万亿，而去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只有2.3%。所以在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三元悖论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央行基本是保持政策独立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需要独立的政策来执行国内的利率政策。我们的资本账户基本上是自由流动的，但是在非正常的危机情形下，还是会对资本账户进行管理。对于稳定的汇率而言，我们的汇率并不是固定的。如果会看过去十几年的历史，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汇率是8.28，如果过去11年里，人民币的REER（名义有效汇率） 和NEER（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0%-40%。如果你和去年比，事实上人民币从6.05升值到6.50，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民币还是在波动的，这也说明以市场为基准定价帮助平衡了经济，吸收了部分冲击。
三元悖论中，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来实现调控的目的。但是理论上可以证明， 存在某一个点到三个角的距离之和为2，这也就是说如果X为汇率，Y代表货币政策，M代表资本流动状态。存在X+Y+M=2的点。其中三个变量变动范围均在0到1之间，分别代表各项政策目标的全然无效和全然实现，其余中间值表示中间状态。 20年前我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
关于债转股
David Wessel：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对于中国企业不断增加的杠杆率和僵尸企业的债转股都很关注 如果你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风险，那么该如何解决？
易纲：我意识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杠杆率确实非常高。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严格的金融纪律。要让每个企业对自己负责，如果破产了就破产了，财产权很重要。市场的每个单位需要对其行为负责，这是最重要的，否则就会产生道德风险。现在许多企业的杠杆率已经很高，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时间观察，杠杆率需要一定时间后，才会稳定然后下降。但若想要推出什么政策之后就立即将杠杆率降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考虑政府、企业和家庭的杠杆率，从社会整体来看待杠杆率，寻找优化方案并平滑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有一些改革方案。比如，我们已经修改了破产法，我们应当加快破产程序，如果这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将可以使这个过程更有效率。
关于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转型
易纲：中国现在正在转型，比如去年中国的GDP是6.9%，消费贡献了66%。如果你看中国的经济构成，中国的制造业过去是最大的产业，但是过去几年中，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去年已经超过了50%，比制造业还要高。服务业发展最快，也是更加劳动性密集的行业，近几年中国的就业率非常不错。消费增长比较稳定，但是去年的消费对GDP的贡献占66%。
因为这些因素，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变为消费导向的经济。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转型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储蓄率就意味着高投资，所以投资对GDP的贡献相当高。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在非常高的储蓄率下，如何提高消费对GDP的贡献。
货币政策框架还在转型，比如说我们现在仍然监控货币供应量，M2仍然是我们的监测指标。 我们已经建立类似利率走廊的工具。一方面我们仍然使用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利率走廊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协调两者。
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变为消费导向的经济，类似的，货币政策框架正在从量化变量到更加强调利率定价机制。汇率机制也正在发生改变。现在我最关心的是管理转型。当然你会说如果没有最终目标，如何实现。其实最终目标非常简单，只是有些维度更加精确，难以具体形容而已。
提问环节
观众：为什么人民币是依据一篮子货币定价，为什么近期人民币汇率却并不完全盯住CFETS货币篮子价格，出现贬值，能够解释为什么吗？
易纲：这是个好问题。一篮子货币主要盯住3种货币篮子，CFETS货币篮子、BIS货币篮子、SDR货币篮子。我们说我们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定价，而不是盯住一篮子货币。你提到了CFETS货币篮子，如果你看数据，就会发现有一点点偏离一篮子货币。CFETS货币篮子的指数基期是2014年12月31日，2014 年时，人民币汇率相对较高。
你的问题主要取决于你的时间窗口。如果你看过去3年和过去5年的时间窗口，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一点可以部分回答你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果你不能解释原因，就必须由市场供需关系来解释。 我认为，市场供需是决定汇率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市场是稳定的，就需要给市场供需更多的权重，这是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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