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啸虎：人为什么要违法——明知故犯的真相！

殷啸虎：人为什么要违法——明知故犯的真相！

摘要

只有通过规则的强制，才能形成执法与自觉守法的良性互动，以严厉的处罚使人不敢违法，以严密的制度使人不能违法，以良好的教育使人不想违法，以素质的提升使人不愿违法。

殷啸虎，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研究员，主要从事宪法学及中国法制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近代中国宪政史》、《新中国宪政之路》、《感悟宪政》、《法治的品格》，以及《盗墓史》、《古代衙门》、《秦镜高悬——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社会》等著作多部，主编《宪法学》教材多部。

自从本市开展交通大整治以来，短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共查处10大类违法行为364.5万起（这还不包括那些违法之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受到处罚的）。有网民指出，假定其中机动车违法有200万起左右，那么按目前本市400万辆机动车保有量计算，平均每两辆车中就有一辆因交通违法而受到处罚。如此高的违法率，不仅令人咋舌。而且许多人在违法之后，并不认为自己违法有什么不对，拒不接受警察的处罚；也有的面对警察的处罚和教育百般狡辩。记得前几年南京交警开展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整治时，一位50多岁的大妈因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大妈竟冲着交警发火说：“你拦我干吗?”交警告诉她说：“你闯红灯了。”没想到大妈却然不以为然地说：“闯红灯怎么了，我都闯了几十年了，要你管！”

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违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守法倒反而成为了另类。一则笑话就颇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位中国男孩在国外谈了一个女朋友，一同驾车去郊外时遇上红灯，中国男孩没有犹豫就闯了过去，没想到外国女朋友对他说：你连红灯都敢闯，还有什么坏事你不敢做的！坚决与他分手了。有了这个惨痛的教训，这位中国男孩从此再也不敢闯红灯了。回国后，又谈了一个中国女朋友。驾车出游时，看见路口的信号灯变成红灯时，老老实实地停下了，女朋友却在一旁不停催他快闯过去。当他告诉女朋友不能闯红灯时，女朋友竟然气愤地说：你连红灯都不敢闯，你还是不是男人啊！又坚决地与他分手了。

看来，在守法与违法这个问题上，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美国纽约大学法律心理学专家泰勒教授在他的《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一书中就认为：“从总体上来说，美国人都是遵纪守法的。然而，要让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不折不扣地遵守各种法律，那也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偶尔触犯法律的时候，对有些人来说，违法乱纪则更是家常便饭。”美国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在去年5月召开的市政协常委会议上，上海政法委书记姜平就谈了自己曾亲身遭遇到成为“孤独的守法者”的尴尬。他某晚同妻子一起外出散步，沿着上海建国西路、岳阳路、乌鲁木齐路、高安路、兴国路，两个人一共走了5条马路，在每个红绿灯路口，他们都要停下看看有多少非机动车或行人乱穿马路。结果很遗憾，一共有37辆非机动车乱穿马路，行人更是不计其数。在其中一个路口等绿灯时，姜平注意到，本来还有四五个人和他们一起在等，但转眼就剩下他和妻子两个人。他的太太无奈地说：我们两个是孤独的人。

可见，在没有外在约束的情况下，违法就会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因此，要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必须首先弄明白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违法。

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违法者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是很清楚的，但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泰勒教授在《人为什么遵守法律》一书中提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工具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观点。工具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在行动前，对自己遵守法律是否会受到直接的、明确的激励，会受到什么样的奖励，或者对自己触犯法律是否会受到直接的、明确的惩罚，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他们会作出自己的估计，然后再据此决定自己应当如何行为——也就是说，对于各种不同的行为是可能给自己带来收益，还是会给自己造成损失，他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而规范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人们之所以遵守法律，是以他们对当局的信任为基础的。只有人们能够信任当局，能够信任当局制定的有关规则，能够信任有关的执法机构，他们才能相信自己忠诚于这个组织会给自己带来长期收益。

人们遵守法律是如此，同样，人们违反法律也是如此。对违法行为而言，人们在选择是否违法的时候，实际上同样也是基于工具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双重选择。就工具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会有一个价值估量：自己不遵守法律会受到惩罚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遵守法律与违反法律所获得的收益哪个更大。如果不会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很大，或者违法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守法所带来的收益，那他就有可能会选择违法；反之则否。正是根据这种价值估量，来决定自己是否进行违法；就规范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选择不违法，是基于个人遵守规则的信念和对法律的信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如果现实背离了人们的这种期望，大多数人有可能最终还是会选择违法。

当姜平书记和其他行人、骑车人共同在红灯面前进行选择时，骑车人首先选择违法，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没有警察在，那违法就没有什么风险（更何况照以往情形，即便有警察在也不一定会被处罚），所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违法闯红灯；一部分行人选择了违法，理由同骑车人是一样的；另一部分人选择了观望，一则可能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再则可能是看看再说；但当看到其他人闯红灯没有任何风险、而自己等红灯也不会有任何利益时，他们自然也跟着闯红灯了。最后只有姜平书记选择不闯红灯，完全是基于他个人遵守法律的信念以及对法律的信任；加上他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不可能选择违法。

因此，我们在对如何才能有效地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进行考量时，就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其实，从违法行为发生的阶段而言，一开始往往只是少数人会选择违法，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观望。如果这时候违法者立即受到制裁，大多数人必然会选择守法；如果违反者没有受到制裁，大多数人就会跟着违法；当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违法、个别违法者却因违法而受到制裁时，这个别违法者必然会对制裁不服，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公正，因为其他违法者并没有同样也受到制裁，抗拒执法的行为便由此发生；而当大多数人都在违法时，个别守法的人更会面临痛苦的抉择。我本人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在多年以前，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中午，我在毫无绿荫遮挡的路口等红灯时，眼看着身边一辆接着一辆的自行车无视红灯闯了过去，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在烈日下的路口等待着绿灯亮起。此时，我只能以坚定的法律信念和我的法学教授的身份来进行自我安慰，却没想到此时一位闯红灯的老兄骑到路中间后又回头看了我一下。这一看不要紧，其他闯红灯的人都回头看我了。他们的意思我明白：又没有警察在，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啊！就这样，在众多违法者的“歧视”目光的巨大压力之下，我最终还是晚节不保，随着大家一起闯了过去。

其实，就违法行为而言，工具主义的观点同规范主义的观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的人在骨子里都知道不能违法，而那些选择了违法的人，固然有出于功利方面的选择，但如果对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公正执法、严格执法，客观上可能会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学者辛可曾说过：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很糟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是中国人的思想品德比其他国家的人如何低劣，而是中国的法治出了问题，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善的法治国家。如果外国跟中国一样，扔垃圾、吐痰、闯红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估计比中国人好不了多少吧。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不敢，时间长了，就成了生活习惯。中国人之所以这么干，简而言之，就是没人管嘛！

所以，对于违法行为，在强调说服教育的同时，必须强化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只有通过规则的强制，才能形成执法与自觉守法的良性互动，以严厉的处罚使人不敢违法，以严密的制度使人不能违法，以良好的教育使人不想违法，以素质的提升使人不愿违法。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上海观察 2016年6月13日

文字:殷啸虎 | 图片: | 编辑: 马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