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幕。在此背景下，2014年，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国际贸易》杂志社共同主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和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服务外包实务教学工作委员会承办，浙江省现代服务业研究中心和启秀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协办的“京交会 第八届国际服务贸易论坛”在北京前门建国饭店隆重举行。来自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商务出版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加拿大温莎大学等主管机构、科研院所和企业的20多位嘉宾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讲，来自国内外的200多名学者、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本届论坛面向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及社会各界人士征文，共收到投稿71篇，经过专家匿名评审，评选出获奖论文34篇，其中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三篇、三等奖10篇、优秀奖20篇。
本文从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服务贸易相关实证研究、服务贸易分行业研究、服务贸易国际比较与借鉴、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服务贸易研究、服务贸易政策研究七个方面对征文活动中的获奖论文进行了综述。综述如下：
一、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服务全球化时代，服务贸易成为了国际贸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一国贸易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积极开展服务贸易相关的理论探讨，对推动服务贸易乃至服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西南财经大学的龚静、陈丽丽，从制度视角出发，结合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法律框架，对构建服务贸易促进体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可以直接促进双边服务贸易发展，进口国的制度质量可以有效促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而两国间的制度距离，尤其是贸易自由度距离、政治民主度距离与法律完善度距离将对双边服务贸易造成阻碍。同时，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还具有间接的贸易促进作用，它不仅可以强化制度质量对于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促进作用，还能反向调节制度距离对于双边服务贸易的负面影响程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姚新超，针对世贸组织及区域贸易协定下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进行了探讨。研究以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及豁免机制为切入点，以贯彻“非歧视原则”为目的，分析GATS和区域贸易协定下服务贸易的原产地问题。在“不得”歧视情况下，须适用原产地规则以决定成员或缔约方是否遵守规则；在依法“可以”歧视情况下，更需要原产地规则来判断享受优惠待遇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范围。就“服务来源国”及“服务提供者国籍”认定问题，通过分析GATS及区域贸易协定相关规范发现，WTO争端解决机构认定服务来源的操作方式使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流于过度简化。因此，以服务“模式”为基础的跨部门的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无法实现不同产业的政策目标。未来，建立不同“部门”的原产地规则将有助于实现管制的政策目标。
辽宁大学的张志明、崔日明，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探讨了对外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的关系。研究从理论上阐释了对外开放促进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机理。从实证结果来看，服务贸易和外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外生动力。从行业来看，服务贸易对中低技术行业市场化改革的促进作用强于中高技术行业，而外资进入则促进了中高技术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却抑制了中低技术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有迹象表明，对外开放对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此外，劳均增加值、人力资本存量、企业规模等也是中国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外贸物流服务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一体化经营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武汉纺织大学的袁永友、吴定祥、李志坚，探讨了转型期外贸物流服务与产业链优化的内在关系。该研究分析了外贸物流服务的功能和我国经济转型期外贸易物流服务发展的中长期趋势，提出外贸物流有助于产业集群升级，通过与产业集群的高度耦合，建立起互为依存、共同发展的紧密关系，有助于优化外贸商品结构，促进外贸增长转变，积极向综合物流演化，并走向集成化服务供应链。进而表明，外贸物流可通过整体链、信息链、交易链、组织链、价值链优化，推动形成面向全球的供应链物流服务系统。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周密，从服务贸易模式四视角探讨了我国服务出口潜力的现实制约。研究表明，模式四内容远大于WTO成员承诺范围，而且WTO成员现有模式四承诺水平相当低，而后危机时代经济复苏需要增强自然人移动规模。一方面中国具备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对外投资也带动了人力输出的快速增长。但新时期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的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要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转变观念，争取更大的模式四项下发展空间，采取积极的战略措施，统筹协调各方行动，有效推进各类多双边协议，为保障中国公民境外利益提供更有效的法律参考。
二、服务贸易相关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贸易规模已位居全球三。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贸易持续逆差，且逆差规模不断扩大。加强服务贸易相关的实证研究，对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课题。
西南财经大学的龚静、陈丽丽，以49国（地）间共1526个经济体对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豪斯曼-泰勒估计方法对如何构建服务贸易促进体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提出对策建议。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在服务经济时代，应充分利用各种国际会议、国家领导人会晤等方式，启动并落实各自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以最大化地享有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带来的直接与间接贸易促进作用。对于服务型出口企业而言，在寻找国外交易对象时，基于降低贸易成本考虑，还需要关注进口国的制度质量以及两国间的制度环境差异，尤其是当地贸易自由度、政治民主度和法律完善度距离与本国的差距。
辽宁工业大学的梁莹莹、张晓芬，利用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而成的数据集中筛选出来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企业数据，从微观层面上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包括企业生产率、劳动、资本、投资收益水平、出口强度、利润率和资本密集度等，其中出口强度的影响作用最为突出，而企业投资收益水平则具有反向阻碍作用。不同生产性服务企业所有制类型以及所属区域对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浙江省现代服务业研究中心的徐玲，基于18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2-2012年的数据，使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研究了行业FDI流入引起的部门增长效应。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制造业FDI向服务业FDI转移所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了产业层面的FDI流入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总量FDI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但不同FDI流入量对部门的经济效应是不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制造业部门产生的，尤其是低收入城市以及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服务业FDI并不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在特定的城市经济中很可能导致去工业化。进一步的分类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后面的真正原因是非金融服务业FDI，在高收入城市、服务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经济中，非金融服务业FDI不仅消耗资源还伤害了制造业的增长。相反地，金融业FDI通过激励经济活动刺激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增长。
湖北经济学院的李盾、郭林娟，研究了中国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该研究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从整体和局部探究了中国服务业引进外资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12年，总体上中国服务业引进外资对服务出口有一定的促进效果，且不同的服务业引进的外资对其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效果不同。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交通运输业引进外资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引进外资对其出口也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效果不如交通运输业计算机信息服务业引进外资可以与技术知识相结合，可充分发挥中国潜在的竞争优势，从而对其服务贸易出口产生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金融业引进外资对服务出口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效果较小。
华中师范大学的金美玲，研究了FDI对我国服务贸易的量的效应和质的效应。该研究运用我国1990—2012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服务贸易进口额、服务贸易出口额相关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FDI对我国服务贸易量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与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呈正相关关系，FDI是服务贸易出口额、进口额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基于钻石模型分析了FDI对我国服务贸易质的影响。服务业FDI的技术效应有利于我国服务业管理水平和技术的提高，通过新的需求创造扩大了服务需求规模，有助于推动服务贸易相关及支持产业发展。FDI也会带来新的组织理念、服务方式、战略选择等，迫使我国相关服务业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并做出最优选择。
西南财经大学的姚星、周茂、杜艳，基于金砖五国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实际，从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产业内贸易模式入手，结合服务贸易异质性特点，构建了一个分析互补性的新指标，拓展了关于服务产业内贸易合作空间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金砖五国服务业整体上都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且主要表现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模式。中国与金砖国家服务贸易整体上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合作为主，细分部门仍有所不同。根据中国海洋大学的崔庆慧、郝东黎运用系统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关联度的研究，中国与巴西服务贸易关联突出，与俄罗斯较突出，而与印度、南非关联不够。因此，我国发展与金砖国家的服务贸易空间很广阔。未来，中国应根据与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多层次结构差异与互补性特点，制定利于双边服务贸易发展的国别政策和产业差异政策，促进中国与金砖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合作共赢，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助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武汉大学的张平、代木林，研究了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比较优势角度来看，中国服务贸易结构欠佳。通过两部门模型分析表明，提高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能促进经济增长。利用我国1982-2010年的数据建立VAR模型，通过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后发现，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出口会对GDP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的进口会在短期内对GDP期产生较大的负向冲击，在长期会对GDP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资本密集型服务部门的出口会在短期内对GDP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在长期内对GDP产生较大的负向冲击；劳动密集型服务的出口服务在短期内对GDP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在长期会对GDP产生较大的负向冲击，而劳动密集型服务的进口会对GDP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
知识与科技正日趋影响着服务贸易的结构与内容，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从传统服务贸易向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过渡的趋势。考察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张译匀、苏州大学的蒋珠燕，选取的通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个人文化娱乐费用六大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为研究样本，通过出口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TC）指数、服务贸易开放度、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四大标准，评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国家（地区）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针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展开深入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中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保险服务的出口占有率在亚洲主要国家中名列中上游，而金融服务、专有权使用和特许使用费以及个人文化的出口占有率处于下游水平。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出口市场占有率与印度差距非常大，2013年我国的出口市场占有率仅为印度的1/3，但差距有所缩小。我国的金融服务出口市场占有率也与新加坡、香港、日本相差甚多。总体来看，中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除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外，开放度不高，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也有待加强。提升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需强化在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服务业水平、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政府支持等方面的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的黄满盈、北京联合大学的邓晓虹，研究了中国双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潜力。该研究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OECD 25个成员国双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2006-2010年数据估计了模型。随后，将其作为一个“典型”的经济体(包括中国)金融服务出口的决定方程，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的决定因素及出口潜力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表明，进出口双方的GDP、双边距离、是否使用共同语言及进出口双方的经济自由度会对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对主要的金融服务出口市场(包括香港、美国、卢森堡、德国等)普遍“贸易过度”，而对“小型”的出口市场则普遍“贸易不足”。经济自由化模拟的结果表明，放松国内经济管制，提高经济的自由度，会大大促进中国金融服务出口的发展，而通过提高贸易伙伴的经济自由度来促进中国双边金融服务出口的发展则空间非常有限。
三、服务贸易分行业研究
我国服务业发展起步晚，发展快，行业间差别较大，这些特征也突出地体现在服务贸易领域。不同行业领域，服务贸易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别。对服务贸易分行业进行研究，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重要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姜荣春，对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沉井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由于近几年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增速放缓，其发展前景受到一些质疑。该研究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演进的主要轨迹和主要事实，结果表明参与国家和地区日益广泛，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服务提供而且在需求方面日益扮演重要角色，服务业务逐步实现全面升级，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企业全球化运营范围和水平持续扩展和提高。服务外包的兴起和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增速放缓反而促进其向更广泛领域和更高级阶段演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知识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剖析，提出应全面认识近几年国内增速放缓的根源和实质，在遭遇成长瓶颈和信用危机的情况下，部分海外上市企业主动退市是理性选择，所谓“中国之困”只是产业转型中的阶段性问题，对产业内涵的理解需与时俱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李西林，对新时期我国服务外包品牌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抓住机遇，打造“中国外包”品牌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服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基于国家品牌形成的基础要素和大国综合优势，结合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打造“中国外包”品牌应着力实施自主发展战略。未来应立足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实际，实施自主发展战略的国际化、内外并举、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五大子战略，为此就要积极构建品牌价值链、整合资源传播品牌。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杨志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谭文君、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庭海，研究了软件服务出口与行业福利水平的关系。该研究了扩展Grossman-Rossi-Hansberg模型，从福利分析的角度入手，考察了中印两国软件出口对服务业相对工资的影响。通过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软件服务外包对印度和中国服务业相对工资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中国软件业发展外包业务具备后发优势。
中国民航大学的卢伟、陆志多、张延青，针对贸易结构与中美航空货运市场的不平衡性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在中美双边航空货运市场中，货运量流向的不平衡性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美国方向（东向航线）上的航空货运量明显高于美国－中国方向（西向航线）。与之相对，客运业务就不存在这种不平衡性现象，东向航线和西向航线的客运量水平基本一致。该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模型，利用1992－2012年中美间的航空货运量数据和货物贸易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美双边市场贸易结构和国际航空货运不平衡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从长期来看，中美航空货运不平衡性和机电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在较弱的程度上与整体中美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之间也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航空货运不平衡性与中美整体贸易和机电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化关系。2001年以来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下降推动了中美航空货运市场不平衡性的持续扩大。目前在缺乏自由化水平较高的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我国指定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空货运业务中仍将处于较为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海洋大学的于谨凯、莫丹丹，通过构建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安全评价的DEA模型，我国旅游服务贸易总体处于安全水平，2005、2007、2010、2011年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安全度=1，处于安全水平；2006、2008、2009、2012年值略微下降，但均大于0.9，仍处于安全水平范围。这一分析结果也印证子中央财经大学的李军、袁广平对我国旅游服务国际竞争优势趋降的研究发现。通过影子价格测算的表明，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影子价格大于旅游院校在校学生数的影子价格，提升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安全水平的重点是提高旅游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基于旅游服务贸易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结果，构建出我国旅游服务贸易安全的预警机制，提出了包括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网等在内的对策。
对林业服务贸易的研究与关注一直很少，对此展开研究颇具价值。北京林业大学的付亦重、万璐、程宝栋，首次从林业与林业服务业的定义出发，详细探讨了林业服务业、林业服务贸易的概念与分类。林业服务贸易概念围绕森林以及林产品的生产而展开并不断向外延伸，既包括辅助林业生产的各种服务又包括森林经营与管理服务，广义来看还涵盖林业生态价值服务等。它不仅具备一般服务贸易的高附加值特点，更具有与生态环境相结合的特性。林业服务贸易在调节贸易平衡、提升产业结构、促进要素合理配置及增加林业部门劳动力收入等均具有重要作用，在后危机时代林业国际竞争新形势下，应重视并积极推进林业服务贸易发展。
四、服务贸易国际比较与借鉴
我国服务业及贸易发展较晚，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加强服务贸易国际比较，积极研究并借鉴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经验，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中日韩FTA谈判的重要议题以往都是围绕货物贸易展开的，而在未来的谈判中，服务贸易将成为中日韩FTA谈判的主要领域，中方如何获得较大收益值得深入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的李军、袁广平，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两个指标来对比研究中日韩三国各分类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情况。结果表明，三个国家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都有待加强。通过对三个国家各个服务行业的RCA指数系统的对比分析，发现中日韩三个国家在不同的服务行业都具有不同的竞争优势，中国在旅游和计算机信息方面的竞争力较强。尽管如此，我国旅游服务的竞争优势却是不断降低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而日本在保险、专利与许可权方面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韩国则在运输、通讯、建筑、金融、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杨杰、卢进勇，通过1997－2012年间中美两国服务贸易构成与货物贸易稳健标准差回归分析，对中美两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互动协同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均呈现出互动协同发展趋势，且存在正相关，这一结果也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和滨海外事学院的石俊芳的研究中再次得以验证。货物贸易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较大，而服务贸易波动则相对较小。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关联较强，而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则更多依赖于第三产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服务业在为制造业提供支撑的同时，表现出较强依附性，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视。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程度高，且不同部门之间的关联支撑作用明显，这为我国服务业发展及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方向。交通运输服务业出口贸易、旅游服务业进出口贸易、建筑服务业与保险服务业进口贸易额增加有助于货物出口贸易能力的提升。而专利使用费和特许费服务贸易额增长将制约货物出口。
上海大学的徐舒婷，以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标为基础，利用协整分析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法及方差分解法，采用1982-2012年的国际贸易数据考察了13个具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贸易竞争力互动发展关系。结果表明长期各国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竞争力存在反向均衡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现有文献中提出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在差额上存在替代关系的观点。短期内发展中国家货物贸易竞争力对其自身的促进作用高于发达国家，而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贡献度则不及发达国家，体现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在。
上海大学的杨玲、南京财经大学的杜运苏，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比较了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地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技术结构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人力资本是一国或地区提高科技水平的基本投入要素，提升人力资本累积效应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该研究表明，借助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结构优化，通过将纺锤型结构向均衡型结构转变，上海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累积41.25%的上升，高于同条件下的香港24.43%和新加坡4.83%的增长。因此，借助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结构优化对于上海人力资本积累有大幅提升空间，有助于推动地区实现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
天津财经大学的王荣艳、杨晓桐，针对中印两国服务行业，通过面板数据分析了两国主要经济因素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发展状况相近，印度相对于中国在计算机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明显的竞争力，研究中印两国的服务贸易对我国服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借鉴意义。结果表明，服务业FDI、人力资本均对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出口额有促进作用，而印度服务业FDI促进程度则受到经济规模限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也会受到经济规模限制。
五、地方服务贸易调查研究
随着全球文化经济全球化的加深，文化贸易发展日益受到各国重视。作为北京文化名片的“北京京剧”越来越注重其市场化及国际化发展。研究表明，当前“北京京剧”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对外贸易动力不足，二是市场分析严重缺乏。“北京京剧”的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培育稳定消费群体的国内市场，拓展与优化海外市场空间战略布局，在调查研究各个目标市场的基础上锁定特定市场，巩固并扩大已有市场，开拓并发展潜在市场实现“北京京剧”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铜陵学院的丁玉敏、罗俊霞，研究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关系。上海以其在服务业与服务贸易方面的发展优势，成为中国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试验区。上海自贸区以海关特管区为基础，选择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服务、文化领域、社会服务等六大服务领域扩大开放。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有助于长三角区域分工和联动发展，推动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促进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提升。但从短期来看，上海自贸区在金融、监管、税收政策方面的创新将对我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发展产生一定冲击。因此，应建立及时的风险预警机制，从政策上促进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并谨慎对待国际服务贸易新规则，增强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注重体制创新经验的可复制与再推广。
商务部杨枝煌，系统梳理了两届京交会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京交会在声势上已经略有成效，但还只是一种交流倡议性会议，实际绩效上远不如广交会，还无法实现国家战略意图。未来，京交会应该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持首都建设、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给力中国民生、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提升战略功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浙江绍兴市商务局的施新民，对当地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进行了探讨。绍兴市服务贸易规模不大、结构形态相对单一、核心竞争力不足，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同时，还存在着政策促进体系不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发展主体基础薄弱等问题。从发展机遇、比较优势及贸易环境方面来看，绍兴市发展服务贸易具有一定基础条件和优势。推动绍兴市服务贸易发展，应该加快形成服务贸易推进机制、善服务贸易的促进体系、扩大重点服务出口规模、加大服务贸易的平台建设、加强服务贸易的人才培养。
六、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服务贸易研究
后危机时代，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成为探索全球经贸新规则、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核心平台，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焦点议题。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开放促改革，并明确提出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等重要举措，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加强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服务贸易研究是一项既得当前，又惠及长远发展的重要课题。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服务贸易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与东盟作为南南合作型贸易区，双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贸易效应值得深入研究。广西大学的王娟，对中国－东盟国家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存在更有可能导致成员国贸易福利增加的条件，这些条件的激发有助于该区域服务贸易的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但商品特点决定其程度的大小。基于产品差异化条件下的贸易创造效应较大，而贸易转移效应较小。
武汉大学的刁莉、邰婷婷，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的5个FTA或EPA协定为基础，分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展、机制以及区域服务贸易发展的状况，进而提出我国应在RCEP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分析表明，各相关经济体服务贸易开放度不高，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各国服务贸易差距较大但整体规模发展迅速，各“东盟+1”协定在服务贸易条款上差别较大且自由化缓慢。我国应积极稳妥推动谈判进程，提高RCEP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积极推动国内敏感产业与部门适度开放；在服务贸易谈判方面关注服务原产地的确定；协调和改善中国与RCEP各成员国的政治外交关系。
中央财经大学李军、袁广平认为，在未来中日韩FTA服务贸易谈判中，我国要坚持自主可控、渐进有序的战略。对于我国有明显竞争优势的服务行业，如计算机与信息行业、旅游行业，要增强与日韩的互补性，要求日韩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对于那些竞争劣势的行业中国要采取逐步开放的战略，适当的引入竞争，加强与日韩有明显优势服务业的企业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日韩在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不断提高中国技术与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浙江省现代服务业研究中心的李媛娜，对运用Hoekman的频度指数法对两岸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项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进行评估。在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两岸根据各自服务贸易部门的比较优势和对本地的利益关系有序地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建筑是优势部门，两岸承诺开放的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环境、分销、健康等服务贸易领域次之，而通讯、运输等重要且相对敏感的服务部门的自由化程度较低。两岸对于涉及资金和人员流动的服务提供模式，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的自由化程度较低。其中对自然人流动的自由化程度更低。总体来看，《协议》所体现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对GATS的多边自由化，取得了明显的“GATS+”成效。
七、服务贸易政策研究
基于服务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升服务经济发展水平，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于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我国服务贸易尚在发展初期，应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服务贸易和谐发展。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服务业有序竞争；加大服务业吸引外资力度，充分发挥服务业FDI外溢效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推动品牌建设，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业；引才与育才相结合，完善激励机制和用人体系，构建高附加值服务贸易人才资源开发和管理体系；创新校企联盟，加强科教和科研成果转化；完善软硬件基础设施，强化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功能建设。
关于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加大对服务业人力资本投入，改善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对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加强服务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加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适当增加劳动密集型服务和资本密集型服务的进口。
关于自然人移动项下的服务出口。我国需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当前内外形势和自身特点，政府、协会和企业等有关各方有效协同，升级现有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模式，在改善境外发展环境和增强我国人员能力方面同时取得进展。为此需要明确核心利益，拓展多双边平台空间；完善政府对接，保障境外自然人权益；升级管理模式，面向新要求更新对外劳务合作体系；强化人力培训，提升人员素质和全球竞争力；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
关于FDI与服务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发挥FDI对我国服务贸易的拉动作用就要，提高服务业FDI引进项目的技术含量和FDI技术溢出效应；加强服务业人才培养，促进人力资本供给；提高外资利用效率，优化资源禀赋质量；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现代服务业和知识服务业发展。
关于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合作。争取早日落实《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成果；以货物贸易为依托，带动相关服务贸易的出口；进一步利用服务要素的互补优势，优化各自服务产业结构，分工合作，实现双赢。
关于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加强金融服务贸易统计工作。目前，中国还没有提供自己的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统计数据，要抓紧完善现有的BOP统计，还要立即着手建立完善的FATS统计。利用语言上的便利，大力开展同香港、台湾、东南亚等跟中国具有共同语系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加强同香港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逐步实现两地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加快提高内地金融企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将包括捷克、澳大利亚、希腊、瑞典、爱沙尼亚、斯洛伐克、荷兰、意大利、丹麦等在内的“小型”市场作为金融服务出口的优先发展对象，拓宽金融服务出口市场空间，也有利于摆脱对主要金融服务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应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提高我国经济自由度。在开展多边、双边谈判时，积极促使贸易伙伴国放开对国内经济限制，促进我国金融服务出口发展。
关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统筹规划适用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型政策体系。加快制定为产业发展创造公平环境的水平型政策；建立以人才为核心的产业发展促进体系；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营造有利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大环境；实施服务外包品牌化发展战略，培育形成若干城市、园区、企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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