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不应该通过贸易壁垒来维持本国落后的价值链，而是应该大力加强对本国优质要素的培养，同时尽可能消除国内的贸易壁垒，提高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效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并通过投资等手段尽量促进价值链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本国的成长。
本次经济危机爆发，到今天已经有7年时间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分化严重，总体上世界经济并不乐观，西方发达国家多多少少都有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倾向。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决定公式认为：一国的国民收入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即贸易盈余）构成。净出口为正，则对一国国民收入有正面作用，会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净出口为负，则会减缓一国经济增长。这样的判断范围过于狭隘，所以容易引发国际贸易战。
何为全球价值链理论
但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有可能在理论上消除西方主流经济学自由贸易理论的不彻底性，真正促进全球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深入合作与融合，消除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后理论支撑，更彻底打破贸易保护主义。所谓全球价值链，就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将遍布全球各国家各区域的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环节前后有序承接起来的价值创造和利润分配链条”。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只要一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本国所获得的国内增加值为正，即为有利。
相比较传统的国民收入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能够比较彻底地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因为传统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看重贸易盈余，而国际间贸易盈余的竞争的追求是一个零和博弈。一国的净出口为正，就必定是另一国的净出口为负。再考虑到贸易核算方法中CIF价和FOB价的差异，全球贸易实际上还是一个负数博弈。既然如此，各国当然不得不保护本国市场和贸易利益。但是，按照全球价值链的理论体系来进行衡量的话，则全球经济合作是一个正和博弈，或者说双赢博弈。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利益大小，主要并不取决于贸易盈余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在参与国际分工当中，国内所获得的价值增加的多少。一国的主要利益也不在于从他国赚到多少盈余，而是来自于本国创造了多少价值。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将是不必要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深刻介入国际分工，国内同样的要素，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所以是有利的。对于已经加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国家而言，其全球价值链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之后，很多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就会发生变化。例如：美国原来从马来西亚的进口就可能转移到中国。这样的转移，就会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只有中国能够帮助美国获得更大的价值，美国才可能将合作者和采购对象由马来西亚转向中国。所以，假如我们发现，在和平和自由竞争的状态下，美国将价值链的一端由马来西亚转向中国，那一定代表着其价值链的提升。
不必过分在意贸易盈余
而且，我们能够发现，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贸易盈余只是一国生产要素配置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一国面临经济不景气，国际贸易出现失衡的时候，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国内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力，而非简单地采取促进或者限制贸易的政策。
正是因为全球价值链强调的是要素与生产的全球配置，所以生产力的提升是最重要的。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让一国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不必过分在意于贸易的盈余。过去30年，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不仅刺激了国内的生产，而且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在与中国贸易中出现逆差的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因为全球价值链的提升，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以苹果手机的生产为例。在苹果手机的生产中，中国对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在中美的贸易中，中国存在大量的贸易盈余，因而中国有利，美国吃亏。但是，根据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增加值核算却认为，在苹果手机的价值链中，美国所得到的部分远大于中国得到的部分。每台苹果手机的贸易中，中国只能获得6.5美元的价值，这其中还包括台湾富士康企业的利润。而美国至少获得了10.75美元的贸易增加价值，苹果公司自身的利润还不包括在内。所以，在中美贸易中，虽然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在经济上并不吃亏。
以上还是仅限于贸易所获得的直接利益，间接利益其实更加重要。例如：中国对美大量出口，补充了美国国内生产能力的不足，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货币政策的空间。这样的利益，也应该要计入全球价值链的利益中去的。假如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中断或者阻碍中美之间的贸易，美国本国所受到的损失其实大于中国的损失。
因此，只有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才可能真正消除国际贸易中的矛盾。一国不应该通过贸易壁垒来维持本国落后的价值链，而是应该大力加强对本国优质要素的培养，同时尽可能消除国内的贸易壁垒，提高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效率，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并通过投资等手段尽量促进价值链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本国的成长。这样才是对本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最为有利的，当然也是对全球经济最有利的。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基于全球价值链成长的国际经济深度合作，将会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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