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藏学事业发展喜人，藏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8月2—4日，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京召开，300余位海内外藏学家齐聚一堂、以学会友。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藏学盛会之一，此次会议充分展示了近年来国内外藏学研究的新成果，反映出藏学研究的新趋势。对此，本报记者就藏学研究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学者。
藏学研究站上新起点
连日来，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实现了分享新成果、介绍新材料、探讨新问题、发布新计划的愿望。
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自1991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增进国内外藏学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学术平台。一组数据反映了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25年来走过的历程，也反映出我国藏学事业的发展。1991年首届研讨会有8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收到44篇论文；而此次研讨会共有325位学者参加，其中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09位海外学者，共收到416篇论文。1997年的第二届研讨会分为5个专题小组，而随着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领域拓展，此次研讨会分为19个专题小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游洛屏在开幕式上回顾了2012年第五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以来，藏学研究及其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新成绩，并展望了未来。“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藏学研究站在了新起点上，我们要以此届研讨会为契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把我们的藏学研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游洛屏说。
参加过历次藏学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尕藏加告诉记者，此次会议亮点很多，讨论的内容涉及藏学研究很多方面，而且有深度、有广度，此次会议必将对今后藏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为藏区发展建言献策
“传承文化、服务社会”是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的办会理念。记者注意到，除了大会发言，在此次研讨会的19个专题小组讨论中，有六七个小组都紧扣服务社会的主旨，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与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建设”、“经济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转型与变迁”、“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各抒己见，为我国藏区协调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所长廉湘民认为，法治原则是创新西藏社会管理的根本准则。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为西藏各族人民充分行使管理国家和西藏地方的权利指明了方向。在西藏创新社会管理中，依法治藏得到了有效落实，达到了强基础、惠民生的目的。
与会学者表示，西藏的民族文化在当代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弘扬，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马克林长期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他赞赏中国对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藏族文化所作出的努力。他认为，现代化正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展开，现代化不会摧毁传统文化。西方关于藏族文化在中国面临危机的观点毫无根据。马克林基于亲见亲闻和持续研究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共鸣。
近年来，藏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引起广泛关注。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陈玮看来，藏传佛教生态伦理内容比较丰富，其中不乏有借鉴价值的内容，可以把藏传佛教生态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挖掘出来，为今天的藏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他认为，藏传佛教生态伦理来源于大自然崇拜中最朴素的生态意识、图腾崇拜中最原始的生态理念和佛教生态伦理，包含着藏传佛教山川江湖崇拜的保护意识及万物有情的动物保护意识。
聚焦梵文写本整理与还原
梵文写本研究是此次会议的一大学术亮点，海内外学者共提交了20余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梵文写本与西藏组”，学者用三个半天时间，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度交流，是近年来在该领域中一次高质量的专题研讨。
西藏社会科学院贝叶经研究所副研究员欧珠次仁对梵文贝叶经《圣海龙王所问经》写本与德格版藏译本进行了对比考证，对部分遗失的地方进行了梵文还原。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桂绍隆分享了他10年来集中精力从事的一项学术新成果——编辑胜主慧《〈集量论〉疏》的第三章至第五章，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陈那的《集量论》及其自注。他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再现陈那早期作品中若干部分的梵文原文，如《因明正理门论》，而以《〈集量论〉疏》中材料为基础提出一个《因明正理门论》的梵文本是有意义的。
莱比锡大学教授艾利·弗兰科、副教授褚俊杰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学竹提交的论文，介绍了对近年新发现的《〈释量论庄严〉清净疏》梵文本开展的工作，莱比锡大学南亚和中亚研究所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展开校勘研究计划，将首次出版该书的梵文本，为解读佛典注家阎摩敌提供新的基础，并进一步尝试还原《释量论庄严》的作者智藏护的思想。
对于西藏贝叶和纸质梵文写本的保护工作，奥地利科学院院士恩斯特·斯坦因凯勒肯定了已取得的巨大成绩，同时对于如何进一步开展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学者在开展研究工作时，首先要整理那些迄今为止只有藏、汉译本存世的文本，以及从未被翻译因而不为所知的文本。其次是那些以前根据尼泊尔和印度所发现的梵文写本编辑的文本。
深化敦煌藏文文献研究
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很受关注。在此次大会发言中，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讲座教授巴桑旺堆和西北民族大学教授才让都围绕敦煌藏文文献展开。此外，记者注意到，在不同小组的讨论中，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张延清等学者，还讨论了哲蚌寺藏敦煌写经、敦煌藏文《贤愚经》、敦煌藏文《般若经》的誊抄年代、敦煌藏文文字书写的特点，以及吐蕃对丝路文明传播的历史贡献等相关问题，进一步深化了敦煌藏文文献研究。
才让对敦煌S.5603号写本（唐）圆晖《楞伽经疏》中的藏文，及相关的《楞伽经疏》藏译本进行了再研究。他认为，在已知的活跃在敦煌的译师中，唯有法成有能力研读《楞伽经疏》。敦煌《楞伽经疏》本藏文是已知的唯一留存的法成手迹，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法成翻译过程及其翻译规律、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有参考价值。
巴桑旺堆通过对9世纪上半叶敦煌古藏文佛教写经中写经生和校对者署名的研究，认为西藏卓卡寺、哲蚌寺保存的《大般若经十万颂》写本中的8名写经生和校对者，就是出现在甘图、敦博藏敦煌藏文写经《大般若经十万颂》的同名写经生和校对者。这些写本应该属于敦煌吐蕃写经范围，是在敦煌完成抄经、校对后运回吐蕃，有可能是作为重大贡品敬献给吐蕃赞普的。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还围绕历史、宗教、艺术、因明、语言、文献、他空、藏医、历算等主题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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