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为深化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而全新设立的研究计划“综研国策”将聚焦国家战略和重大政策问题，包括对国家重要发展问题的政策建议、对国家重要政策的即时解读、国内外重大事件影响的评论与分析以及国际发展经验借鉴与思考，将在中国网智库中国独家发布。
“综研国策”系列述评之一
曹钟雄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郑宇劼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
10月8日下午，北上广深四地不约而同地发布了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各地新政对网约车司机和车辆的准入资格进行了一系列严格限制，集中体现了“控人、控车、控牌”，间接实现总量管控目标。新政对分享出行的“春天”无异于“一声惊雷”。
地方网约车新政凸显了新经济、新产业与旧体制、旧监管的矛盾，有违简政放权下“降低准入门槛，强化后续监管”的政策导向。第一，开放包容的分享经济，缺乏开放包容的行业管理政策，多项新政条款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第二，通过提高车辆性能标准，生搬硬套高品质服务、差异化经营要求，对大排量的要求也有违低碳环保的国家政策导向。第三，更重要的是，沿用传统监管思维使作为分享经济新业态的网约车，实际上将基本沦为现有出租车行业的简单补充，无法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
一、“控”字当头，背离分享经济的精神
分享经济是通过社会化网络平台，分享海量分散的闲置资源，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形态。而地方新政主导思想突出体现了“控”字当头，提高门槛变相的数量管控，背离分享经济的精神。
第一，控人条件苛刻。对网约车司机的户籍条件，北京、上海拟规定需本市户籍，深圳则拟规定户籍或居住证均可。此外，对司机的驾驶条件，如驾龄、交通违法历史、记分情况等也做出严格规定。
第二，控车标准高。北上广深四地均明确界定网约车技术性能标准。如四地统一规定轴距必须在2700毫米以上。目前四地出租车主要车型如伊兰特、捷达、赛拉图、桑塔纳等的车身、轴距均达不到新政标准。
第三，控牌排除异地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均要求在本地注册登记号牌车辆。 “控人、控车、控牌”的三控措施间接地实现了总量控制，与开放包容的监管理念相背离。地方新政监管手段大量沿用原有出租车管理模式和原则，甚至比出租车管理有过之无不及。根据1997年《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办法》要求开出租车的必须是北京常住户口，后随着居住证的出台，已逐步淡化本地户籍要求。而广州市在2009年也从《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中删除了限定司机必须是广东户口的规定。而地方网约车新政却反其道行之，仅通过户籍限制就将现行平台注册的大量司机挤出市场，如滴滴出行官方回应中提到的，“在上海已激活的41万余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本地户籍”。对待网约车等互联网经济新业态，不能停留在“口号式创新”，而是切实有待政府简政放权，合理约束行政权力的边界—设定开放的准入标准、取消数量和价格上的限制、让市场在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英美监管趋势，低准入门槛、重平台监管
伦敦交通局的监管重点放在了网约车平台公司身上。通过专门的检查专员不定期对平台公司进行合规检查，内容涵盖平台公司是否购买了保险、车辆和司机信息是否正确，甚至包括乘客遗落财物的处理情况等信息。而且严格界定出租车和网约车，网约车不是出租车，不纳入出租车管理范畴，对从事车辆不加以数量限制，只要能申请到“约租车经营者标准执照”，就可以没有接入车辆的限制。
美国加州对公司的要求包括：调查合作司机的背景、培训合作司机、制定禁止毒驾和酒驾政策、承担最低100万美元责任保险金额、向CPUC申请营业执照等等。对比美国11个州的立法，各州对网络交通公司提出的规范要求大体相同。例如，在运营方面，网络交通公司可以直接与私家车合作提供约车服务；各州不要求合作司机向政府申请额外的运营许可，不对合作司机和车辆数量设定限制，不要求交通网络公司的价格与车辆档次与出租车形成明显差别。
三、警惕新政开倒车，长期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首先，我国网络约车管理办法是分享经济领域第一部管理办法，是分享经济是示范和引领作用。交通出行是分享经济的领头羊，过度监管将对分享经济未来发展蒙上阴影。
其次，高门槛的的行业监管政策，可能导致网约车平台面临重新洗牌。地方新政对户籍和车辆的严格限制，将导致大量的网约车被迫退出服务市场，不仅会提高乘客的出行费用，给本已拥挤不堪的交通出行增加负担。市民出行便利性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出行体验将大打折扣。
最后，在利益驱使和就业惯性下，大量网约车将很有可能重回“黑车”、“蓝牌车”身份，成为“打游击”形式的“非法运营车辆”，进一步加剧监管难度，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网约车作为分享经济的代表性行业之一，在盘活存量资源、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增加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本应在国家政策框架下，积极探索规范和促进产业发展的新型监管模式，四个一线城市更具有风向标意义。然而“用力过猛”的地方新政，显然不符合国家鼓励“双创”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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