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1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全球智库研究与展望”，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英国查塔姆社、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山大学粤港澳研究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盘古智库、西南政法大学民族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以及来自贵州、湖南、广东、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联合会）等近百名国内外智库专家出席。

论坛为期一天。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和常务副主任李传章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韩大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操晓理致辞。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做主旨演讲。来自各国的智库专家围绕“全球智库研究与展望”分享了自己的观点，重点介绍了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智库的发展情况、特点以及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机构评价项目部副研究员胡薇以《当代日本智库：特征、问题与借鉴》为题，介绍了日本智库的发展现状以及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日本智库的发展史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已逐渐形成其特有的智库体系。日本智库在组织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地区分布上高度集中于首都圈，在资金来源上多元化但财务独立性相对较弱。这些特点是与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尤其是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僚体制密切相关的。中日两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社会发展阶段等各方面虽然都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在政府主导、官办智库、项目来源等方面也不乏相似之处，在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全面启动之际，无论日本智库建设的经验或教训，及其显现出来的问题，都为我国当前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实现各类智库的有效分工，建立有限竞争的智库市场结构，保持智库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平衡性，建立政府与智库人员交流的常设机制，强化智库的社会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的刘潇潇以“德国智库的特点及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为题介绍了德国智库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德国智库的特色和基本类型以及德国智库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德国是世界上智库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综合来看，传统的德国智库大体可分为学术型智库和代言型智库两大类。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国智库的影响下，新型智库开始涌现。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德国智库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格局和特色。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德国智库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且资金充裕。学术型智库仍是德国智库的主流，无论是运营方式、理念，还是人员构成，都与高校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和重合度。德国公众对知识的尊重，使智库在德国社会具有较高的公信力，是为社会各界普遍认可的可靠的信息来源。相比较而言，政党智库的国际化特征更为显著，它们在世界各地设立办事处，在当地积极组织活动，与当地政府、政党、研究机构和个人以及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为当地官员提供培训，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虽然德国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历史文化都有很大差异，但两国的智库体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两国智库受政府资助比例都很大，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占据智库的主流；学术型智库占很大比例，它们重视研究成果的学术性，研究内容与政策的契合度略显不足，与政界和公众沟通的能力欠缺。尽管如此，德国智库在逾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还是形成了一些值得我国智库借鉴的特色，如学术型智库对思想独立性的苛刻要求，对接受公共资金的智库的严格监管，智库与高校的紧密联系，亲政党政治基金会强大的外交功能以及智库对社会职能的重视等。

此外，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和赵可金以自身智库为例，介绍了美国智库与中国高校间在人员交换、经济、安全、能源与金融等多领域的合作和创新，以及利用闭门和开放式研讨会、网站、出版物等多种渠道扩大中美两国智力间合作影响力的经验。

下午，与会嘉宾分别以“面向世界的中国智库”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为主题进行了圆桌讨论。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副主任王斯敏分别担任主持。西南政法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吴喜在讨论中介绍了中国边疆智库的现状，指出我国边疆智库根源于丰富的边疆研究，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在此基础上，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响应，内地和东部发达地区高校加盟，协同创新成为智库研究的新模式。边疆智库也抓住这一机遇，蓬勃发展。尤其是西南边疆智库在研究指南和方向上突破了传统的研习方式，在国家的大投入下，紧扣时代命题，日益彰显边疆智库的功能。理论创新与前沿研究成为边疆智库的一大特色，具体表现为：第一，注重大国博弈下西南周边国家地缘政治变动理论与中国崛起背景下地缘政治变动理论创新研究。第二，分析周边国家地缘政治变动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战略建设的影响。第三，研究周边国家地缘文化变动对西南边疆省份建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