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L”型轨迹

    2016年12月28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在北京举办。

    中国社科院党组织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正确的判断形势，遵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引领它，用正确的促进方式，我们有望实现两个“L”型的轨迹。

    不能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

    蔡昉表示中国现在遇到的不是过去能够给带来“V”字型复苏的需求侧的问题，而是供给侧的问题。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人口红利是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的消失不可逆转，所以用这种动能回到原来的增长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不可逆转的人口红利消失

    人口的趋势不光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经济增长，还通过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上涨，上涨过快就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此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就提高，加速向发达国家靠拢，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就会下降。劳动力的素质，人力资本是靠新成长劳动力来改善的，不断的新鲜血液，如果这部分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提高，这部分人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存量的人力资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我们预测人力资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资本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经济新增长理论、新谷点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就是当劳动力是固定的，不是无限供给的，就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再有，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力部门转向高生产力部门，资源配置改善，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也放慢了。

    “V”字型是指回归潜在增长率

    过去预测的，2010年之前的潜在增长率10%左右，“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如果没有改革发生的话，没有刺激发生的话，潜在增长率就是6.2%。潜在增长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导致的，因此我们不能假设有一个“V”字型。

    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知道了潜在增长率，也知道实际增长率，用实际增长率减潜在增长率，如果是正的就证明我们是在能力之上实现的经济增长，如果是负的，就说明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潜能。历史上这个是0，潜在增长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就是增长缺口，最后会表现为“V”字型，从需求侧进行宏观经济的刺激，可以回归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因此我们历史上需求侧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都回归了，都显示出了“V”字型。

    如果我们还认为潜在增长率10%的话，现在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一减，就得出粉色那条线，我们也有增长缺口，因此我们也觉得还可以回归到原来的水平上。但是事实上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测算的结果，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到了6.2%，这是“十三五”平均。如果按照实际测算出的潜在增长率看，我们没有这个缺口，所以两者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能力是相符的，没有缺口，不能指望回归。如果还形成“V”字型，那就意味着你超越了自己的增长能力，就可能是过热的经济情况。

    为什么要设下限与上限

    “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下限和上限应该是什么样的？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时期测算的，假如什么都不发生，就是正常趋势，平均是6.2%。上限是什么呢？加上了一些可能的改革红利，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没有那么快了，还会有一些适度的帮助企业的措施，甚至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带来一些劳动力供给，这些都是微弱的，不是大幅度的见效，但是可以达到“十三五”时期平均6.7%。

    我们设想，如果从明年开始的改革红利逐渐显示出来，不用太高，就保持在今后四年平均6.5%的话，最后的结果会逐渐向上限靠拢。如果是这样的话，和这两条上限和下限相比，这条线接近于一个中近期的“L”型轨迹了。从中近期看，“L”型轨迹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红利，必须得靠改革。

    为什么要设上限和下限呢？简单的说，设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底线，突破了潜在增长率，就意味着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目前没有周期性失业，但是我们不希望突破这个底线，这是保民生的一个基本需要。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话，就意味着使用了刺激的办法，会导致增加的流动性进不到实体经济，最后流向了那些和竞争力比较无关的产业，导致经济泡沫。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不希望发生风险问题，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话，我们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

    长期的“L”型轨迹是什么呢？

    长期的“L”型轨迹是什么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域非常多。我简单列几条，其实很多改革都是具有这样效果的。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两条非常明显的供给侧效应，可以提高劳动力非农产业的参与率，从农业转移出来。清除了制度性障碍，劳动力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我把这个叫库兹涅茨过程，这种人口劳动力的流动是改进生产率的，否则新成长的进城的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少，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龄往回走的人会多于每年进来的人，他回去，农民工回到家也不是不工作，也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他的就业就是在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就业，因此那个过程就变成了逆库兹涅茨化的过程，那样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负面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还有需求侧的效应，就是扩大一个消费的群体。

    二是“三去一降一补”，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还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都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的。当然我们的教育、培训、增强人力资本、生育政策调整可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这些都会带来附带的需求侧的改革效应，但是更主要的，直接见效的，带来改革红利的是在供给侧。这是我们改革的措施。

    按照前面我讲的这几个方面，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生育率的调整提高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等，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改革情景。因此，我们预测到2050年，这是不怎么改革的，改革的力度不大，按过去的趋势进行的；有一定的改革；改革幅度更大一些。

    三是改革力度最大，而且我们预期生育政策的调整会产生效果，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会接近1.8的水平。总之潜在生产率是要下降的，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必然增长速度是要下降的，因为越来越需要自主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不同的改革的情况就会带来不同的变化轨迹，在情景三这张图上最接近于一个长期的大“L”型的增长轨迹。这种能够变成“L”型的增长轨迹就是我们改革带来的潜在增长率的提高，也就是改革红利。

    按照我刚才测的情景三的情形，我们估算一下，中国未来什么时候跨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完全是按照第三种情况，未必是真发生的，但是它是一种最好的情形。按照那个预测，2014年人均GDP是7400美元，目前大概8000美元左右。到2022年我们可以达到12600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门槛，这一步已经跨进去了，但是跨进去并不那么安全、并不那么保险，因为历史上有些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后来他又退回来了，到今天也没有回去。我们还要继续发展，到2030年我们就可以达到19000美元，相当于目前爱沙尼亚的地位。再到2040年就达到32000美元，接近于目前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7000美元。到2050年就是52000美元，相当于目前加拿大的地位。

    但所有这些我们也可以说是为了提振信心，但是都是假设在这种最好的改革情形下，而且做到了这步的改革，同时这个改革带来相应的成效。因为我们可以放宽人口生育政策，但是不能决定这个生育政策放开以后是不是能够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8。但是有没有努力可以呢？有，你仅仅放开生育政策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系列配合的政策，让人们养育孩子的成本降下来，使人们能够按照政策的要求去生育应该生育的那些孩子。这只是作为一个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