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警惕政策分析中的跨界现象

    2016年12月28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在北京举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表示最近他比较关注警“警惕政策分析中的跨界现象”。这是从五年前组建财经院的时候大家议论的一件重要事情得出的，那就是转型，从一般性研究转到智库性研究的转型。智库研究究竟和一般的学术性研究起码从最浅层认识上，智库的产品和实践当中的距离相对于一般的学术性研究而言是最近的，也就是说智库性产品随时都有可能被付诸于实践。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对智库研究的成果要特别的谨慎，因为它具有人命关天的性质。因为智库研究，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政策性主张，它有可能被决策层所采纳，被管理层所重视，以至于最终付诸实践的时候。所以凡属于智库产品的，一定要建立在精准的专业分析基础之上。如果分析的不够专业，可能提出的所谓智库产品就有可能误导民众，甚至还有可能误导决策。因为智库产品是直接通向于实践层的，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多少过滤的可能性。

    高培勇表示，做学者要有基本的门槛意识，要有专业的认识，越是接近于操作层的产品越是要精准的专业分析。这里特指的是智库类的产品、政策分析类的研究，而不是讲一般的学术性研究，一般学术性研究可以做跨界，大大跨界都没有关系。今天的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中国”，他把问题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其一，财政赤字率。伴随着经济下行，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镇痛的加大，人们特别关注于经济增长速度。为了稳增长，就需要有财政赤字的刺激，但问题是这种财政赤字的刺激率达到一种怎样的地步？国内各专家对于2017年财政赤字率应该达到多少有一番议论，姑且不谈赤字率究竟达到多高的尺度是合适的，我想提及一个现实，中国的赤字率历来有名义赤字率和实际赤字率之别，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政府预算从改革开放以来就不是一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本了。

    当谈到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有多少的时候，比如去年是3%的时候，请注意，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率，可没有包括政府性的基金，没有包括刚才社会保险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便把这四个预算都包括在内，也不是全部的，事实上还有政府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性的安排。比如，2015年财政赤字率是3%，讲的是名义财政赤字率，是不是要把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赤字包括进去呢？把其他方面的政府预算的赤字包括进去呢？加总折合的结果，会发现中国2015年的财政赤字率不止于3%，甚至远远高于3%，是3%的倍数。

    问题来了，如果主张要提高赤字率的时候或扩大财政赤字率达到什么样水平的时候，想扩大的是名义的赤字率还是实际的赤字率，如果不加区分的话，很可能误导民众，误导决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

    其二，减税降费。减税降费是2017年政策主张的高频率词汇，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甚至把减税降费当作一个基本目标。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的支出绑在一起的，那么怎么减税降税？

    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姑且就按照这个办法展开分析，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呢？政府支出不变，政府的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做变化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也就是说一手减了5000亿的税，另外一手又发了5000亿的债。在这个过程当中，试想在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和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会因此发生变动吗？实质层面的资源配置格局还是老样子，但是只是融资方式变化了。对企业而言，原来交的5000亿的税，现在变成购买政府的5000亿的债了，原来强制纳税义务，现在变成了我持有了政府的债务凭证。

    进一步问，对于企业的成本是一种降低的影响吗？概念上可能是，但是实质层面绝不是，因为债是要还的，退一步讲，债即便不还，用置换债的办法无限期延续下去，也是要付息的。在国债的管理上历来有一个铁律，本金可以置换，但是利息绝对要加入到政府支出当中，用税收的方法加以弥补，这是铁律。试想，5000亿的债按现行的利率一年的利息是多少？2015年的债的利息自然要加入到2016年的政府支出规模上，从长远讲，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是减税降费的目标所在吗？显然不是。当专业人士进入到这种分析领域的时候，一定是把减税降费和政府支出联系起来去说。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企业税负重，这很容易让大家一时付诸太多的热情。但是在企业税负重的同时，肯定要做连带分析，宏观税负是不是重？宏观税负是全国人民的税负，企业税负就是企业这个群体的税负。做宏观税负比较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不管用什么样的口径去做分析，把所有政府收支加总求和，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相对来讲是偏低的。但是人们又讲税负重，于是把微观企业的税负无限放大，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在宏观税负并不太重的条件下，并不比别人高的情况下，导致企业税负重了呢？其实这和目前的税制结构有直接的关系。我总用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70%，政府每收100块钱的税，70块钱是流通领域当中的税收，是落在流通领域当中的，是要融入价格转嫁出去的税。另一个数字是90%，政府每收100块钱的税，90块钱甚至更多是从企业那里收来的。大家试想一种结果，比如今天要收税，但是明确只收男人税，不收女人税，收1000块钱，1000块钱落在所有的男士身上，我们报告厅里的宏观税负假定是30%，意味着所有男人的税负是多少？也是30%。我们换算一下，这1000块钱的税负，500块钱向女士收，500块钱向男士收，税负水平不就由此而下，中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就出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税收都是落在企业身上的，都是从企业口袋里掏出来的。在计算企业税负的时候，企业税负是约等于或者近似于宏观税负水平的。这样一种来龙去脉才能知道中国的企业税负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在这种条件下要把企业税负降下来，首先得改一改税制的结构。如果把间接税减一点，直接税增一点，企业税减一点，个人税增一点，像欧美国家那样。比如说欧洲国家大体上55%是个人缴纳的税收，45%是企业缴纳的税收，稍微做一点调整，可能企业税负重的局面就会有所改变，但是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所以不能轻易的一下子就把企业的税负问题放到这个风口浪尖上做无限的渲染，而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税情，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高培勇举了以上例子就想说明一件事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新课题，是运用传统在学校里学习的那些经济学的常识所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特别需要精准的专业分析，而不是漫谈者或者剽友。一个真正具有专业水准的分析产品，的完成者所应当具有的水平起码有三条：一是接受过这个专业领域的严格而系统的基础训练。二是在这个专业领域有长期摸爬滚打的经历，能从一个很长的历史视角当中来还原基本事实。三是在这个专业领域得有广泛而深厚的人脉基础，因为任何人的视野都有局限性，一个人水平再高也不能看到所有的东西，信息来源不能只从网上来，不能只从公开出版物上来，还得有与专业领域的人士的沟通，提供那种真实而可靠的信息。

    这些年来我们就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希望各位同行、各位朋友能够在这样的研究视角的背景条件下，来提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各类政策分析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