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吴太白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全球舆论普遍认为是一场黑天鹅事件。对于这场事件的发生,有人归因于特朗普的奸巧或神勇,有人归因于选举人团等体制特点。这些观点揭示了部分真相,但没有看到造成这一事件背后更具有决定性的历史大势。须知,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朗普的个人特质以及体制弱点才会引致如此重要的后果。
在这次大选中,特朗普公然挑战种族和性别等以往出于“政治正确”不敢触碰的禁忌话题。许多分析据此认为,特朗普当选是美国种族矛盾不断发酵,进而诱发保守主义回潮的结果。但数据显示,相对于上一次大选,特朗普为共和党赢得的选票中,白人增幅最小,反倒是黑人、华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增幅更大。这表明,在本次大选中,保守主义的回潮具有种族矛盾之外的原因。
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特朗普当选事实上是新自由主义和身份政治泛滥的必然结果。冷战结束后,以美国共和党为代表的西方右翼势力失去外部制衡,他们携全球化之势在世界各地推行新自由主义,鼓励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由此,大资本摆脱了政治限制,兴奋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努力攫取最大利润。资本外流所造成的产业流失,再加上新兴的信息化和自动化趋势,使美国丧失大量的工作机会,形成结构性失业,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近年来,美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贫富差距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值。
另一面,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势力自诩为普通人的守护神,但实际上却与资本媾和,两党合谋削弱工会势力,为自由贸易铺路。在放弃阶级话题后,民主党又浪漫主义地将政治焦点放在移民、性别、少数族群所谓“身份政治”的问题上。身份政治本身拥有维护少数群体利益的良好初衷。但在操作中,政治家却难以避免地将公民划分为不同群体,并将群体认同置于公民的整体认同之前,由此引发了群体间的零和博弈式的利益斗争。华人对美国大学录取中的“歧视性政策”充满怨愤即为典型的例子。
双重夹击之下,不仅劳工阶层利益受损,中产阶层和身份政治中的对立群体也受到来自经济或政治的挤压。这些人群并不是最穷的,但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他们却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认为社会不公,对建制和希拉里等政治精英充满不信任。利用这种“求变”心理,特朗普以反建制斗士的面目出现,把自己打扮成上述阶层无私无畏的代言人,自然容易赢得民众芳心。
要言之,特朗普当选是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全球化过程中急剧扩大却又在国内政治中被严重忽视的结果,是那些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中受损的阶层在沉默中的爆发。在这一事件的发生过程中,经济不平等是决定性的力量。
从后果来说,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极端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这股势力利用人们对当前的不满、对未来的绝望,以及因此而来的怀旧心理,通过鼓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极端保守的价值观而在政治上呼风唤雨。要看到,把特朗普送上大位的社会力量不只存在于美国,其“群众基础”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世界格局正在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此时此刻,对中国来说,首要问题是如何应对国内外极右势力的崛起。国外极右势力不管从“国家利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都延续冷战思维,试图把中国树立为最大的敌人。国内极右势力也在同一种思维模式中以牙还牙,鼓吹敌对和战争。然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极右势力在今天很难收买人心,普通民众拥有强烈的反战情绪,极右势力并不具备道德优势。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外交举动已经遭到美国民间的大力批判。因此,如何有效区分不同话语,鼓励反对派的声音,对极右势力加以限制,这是中国应当着力之处。
其次,要全面认识全球化的效应。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在扩大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扩大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更好地发挥国家政策的调节作用,着力扭转分配不公和维护社会平等,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没有增长,就没有可持续发展;光有增长,也不会有可持续发展。
第三,高度重视社会预期管理,避免经济上的挫折感蔓延、上升为政治上的挫折感。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信息传播手段的极大丰富,社会秩序受社会心理和预期的影响越来越大。没有任何经济能够永久增长,也没有任何社会不存在分化。这样,如何给予社会以稳定的、温暖的预期,避免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就很重要。
第四,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保护和强大中产阶层。中国正在从贫困社会向丰裕社会转变,并催生出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中产阶层作为有产者,天然渴求稳定繁荣。因此他们对产权稳定、财富安全、社会公平等问题非常敏感。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提振中产阶层的信心,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总而言之,目前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能够平稳度过这个大变局的国家,将引领世界秩序,成为新世纪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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