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世界秩序转折点中的特朗普主义与中国风险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林雪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    处于世界秩序转折点的特朗普主义与中国风险

      世界秩序到了节点时刻，是白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滑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交叉之际，特朗普主义的出现，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秩序和中美关系都构成巨大风险。

      首先，特朗普主义将引发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从历史视域看，特朗普主义是重拾美国十九世纪的政治“法宝”，试图以此矫正美国当下的政治社会乱象，这与二十一世纪的美国文明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因此，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主流社会哗然，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界拒绝加入新政府，这其实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两种美国文明的冲突。

      其次，特朗普主义的盛行很可能会将矛头指向中国，阻碍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为种族主义者的特朗普不会坐视美国丢失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他必将中国视为最大对手，以一整套的组合拳发起进攻。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因此可能面临一系列发现，经济风险将可能是中美贸易战，这是可控的，冲突之后还是合作；政治风险可能是提升美国与台湾的政治关系，这样的话日本必将跟进；军事风险包括在朝鲜半岛和南海上，比如轰炸朝鲜核设施，把中国拖进冲突的漩涡。

      为什么特朗普主义将会对中国构成诸多风险？需要理解特朗普主义的实质及其政策走向。

    特朗普主义是什么？

      特朗普主义尽管是因特朗普的总统竞选而得名，但集合了西方一系列不被政治主流所接受的理念主张。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它更成为美国一场反体制的社会运动，表达出美国白人中下层对资本主义和民主建制的愤怒。

      特朗普主义的思想支柱，第一个是反建制，反的是二十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化的建制。特朗普指责奥巴马政府、抨击无能华盛顿传统政客，斥责美国民主政治已演化为低效、非理性的“否决型体制”，将自己塑造为推动变革的反体制战士。

      第二是捍卫“美国信条”，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美国信条”是包括平等主义、自由和个人主义在内的洛克式自由主义传统，受到文化多元主义形成的“政治正确”的压制，性别、种族、宗教等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区。特朗普贬损女性、移民和穆斯林等过激言论，直接将这些“政治正确”的问题摆上了桌面。

      第三是奉行“美国优先”、“让美国再伟大”，以美国本国的经济利益为首要标准去指导政策制定、判断国际形势，主张资本回流和制造业复兴，强调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并以不干涉主义的外交策略进行战略收缩，由此将所有注意力与资源都集中于国内事务，保护和增进美国经济利益。

      特朗普主义还提出四重政策取向，第一是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重建本土制造业，重新进行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第二是反对非法移民、革除少数族群，重构美国白人主体地位；第三是貌似孤立主义的不干涉政策，不再为战略联盟或意识形态而损害美国利益；第四是明确指向资本和社会贫富分化，通过反移民、反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等满足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利益。

    特朗普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正是对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全球化运动的回应与反叛。新自由主义运动是包括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三位一体”，美国曾强力主导和推动这场运动，但也为其所伤。

      经济自由化就是去国家化，是以金融资本撤除国家围墙。由此，美国的经济形态从工业社会过渡到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流向一夜暴富的金融产业，而回报率低的制造业迁往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本造成了美国内部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诱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特朗普当选。特朗普与希拉里的较量，其实质就是传统产业白人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

      政治自由化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苏联解体和东欧变色被视为是自由主义民主的胜利。受其鼓舞，美国政府大力“推广民主”、搞“颜色革命”，结果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拉克先后受挫。特朗普的战线收缩正是为了捍卫美国岌岌可危的单极霸权。

      文化多元主义在美国社会生活形成一种不能触碰的“政治正确”，并引致一系列“国民性危机”：国内凝聚力大降、文化核心的合法性地位受到挑战、移民难以同化、美国南部拉丁化等。特朗普主义显然是美国文化右翼捍卫“美国信条”的反弹。

      面对失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如何应对？特朗普主义其实是19世纪政治传统的寻根之旅。

    特朗普主义：美国19世纪政治传统的回光返照

      特朗普主义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为了救治以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三位一体”引发的治理危机而展开的寻根之旅，这可以追溯到美国立国之初打出的“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的组合拳。

      建国半个世纪左右，美国开始宣布“门罗主义”，这是典型的孤立主义，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局限于美洲，也无力涉足美洲以外的事务。一战后，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原则仍主张各民族自决，暗指美国无力干涉他国事务。与此同时，美国并不遵从英法的自由主义贸易风潮，而是发明了贸易保护主义，利用高关税建立起自己的制造业能力，促进国家的繁荣。尽管美国经济总量自1900年就跃升为世界第一，但直到二战后美国才彻底放弃传统的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伴随着对外政治的孤立主义和对外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二十世纪前在国内奉行的是典型的“白人至上主义”。受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种族优越论影响，美国建国后的二百多年里，一直对作为原住民的印第安人实行今天意义上的“种族清洗”，1900年人口普查时，现为美国人占据的地方印第安人口至少损失了95%。

      十九世纪的美国，正是靠对异质文化的种族清洗，才最终在盎格鲁-萨克森白人内部建立起来自由民主政体；靠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才扶植起来美国制造业并使美国强大起来；靠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才置身世界麻烦之外、集中力量搞国内建设而不至于在过度扩张中消耗国力。

      可见，特朗普主义的各种政策主张，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到半孤立主义，都与十九世纪的美国政治传统高度吻合。显然，这是19世纪美国政治传统的返祖现象，是试图以十九世纪美国政治传统的药方来治疗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危机。

    结论：双重的“文明的冲突”？

      用美国十九世纪的药方医治21世纪美国的沉疴，不仅会带来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还必将加剧世界政治的紧张关系，因为21世纪已经不再是19世纪白人一边倒地主宰的世界秩序，因此奉行民族主义其实是种族主义的特朗普主义还很可能导致“美国信条”与其他文明的严重冲突。当然，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总统，还应该有合作的基本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