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背后的“第四力量”

      大国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因素？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的新书《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观点。为此，记者采访了苗绿女士。

      “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 苗博士说，“老牌帝国代表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

      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政府采纳……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这个国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它国家，如德国，”苗博士继续说，“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得到了快速发展， 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俄罗斯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组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有许多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曾担任该所所长，比如第一任所长А.А.阿尔祖马尼扬多次参与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及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成为当时苏联领导的智囊机构。第二任所长是原苏联重要的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第三任所长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在这些政治精英的领导下，研究所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那亚洲国家情况怎么样？”记者不禁想知道我们的邻居们怎么做的。“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不过其影响同样深远，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腾飞，不仅有赖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强大支柱产业的牵引，也有智库的整体性、前瞻性思考和高质量成果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的重要支撑。比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就是日本智库中的佼佼者，它曾深度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国家战略的研究中，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对外贸易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也深受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影响。”

      根据CCG提供的资料，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正是这一家家智库，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早在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就已经在其著作《思想库》（Think Tanks）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2016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

     在中国，智库更重要。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如果决策不够科学，那么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相当大的，所以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科学化就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如果能够发挥智库尤其是第三方社会智库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思想出口单一、论证不足的弊病。智库的发展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机制。因此，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亟需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作为强大的智力后盾。

      中国用‘短短’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尴尬，中国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层面，国际社会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担心中国抢夺了他们的国际地位。在这些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中国外交政策的些许调整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甚至被视为‘威胁’。当‘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时，中国的决策层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与新挑战。这就需要高水准的新型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与深刻思想，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也需要智库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的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这也都是CCG的使命和努力方向”，苗博士继续说。

      本书作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在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前后，曾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3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智库专家有过探讨交流，王辉耀博士还专门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潜心探索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作为中国智库发展的探索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将多年运营中国社会智库的经验与实践心得总结出来，推出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书，书中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升华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之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

       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今全球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能否凝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是智库能否产生新思想的关键。智库在充分激发“内脑”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善于借用“外脑”来为智库实现知识更新，为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思想碰撞。

      研究支撑力是五力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智库的研究选题，不但要关注重大紧迫的现实问题，更应该从战略高度对国家的未来提供前瞻性的宏观思考。丰富的研究数据支撑、政府信息扶助、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研究质量的控制等均是智库生产出“高品质产品”的关键。

      社会传播力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对成功的智库而言，将研究成果有效传达给受众与完成高质量的政策分析同样重要。智库可以通过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研究输出机制、舆论引导机制来打造自身的社会传播力。

      国际输出力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特征。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与威胁，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中国智库具有全球研究视野的并不多。国内智库更专注于自身问题，埋头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很少参与全球性事务中，更少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更好的助推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国智库就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心态，在立足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能够深挖国际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引导国际舆论，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政策影响力是智库的最终目标。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智库基本上围绕国家权力机构的三个层次即决策层、精英集团以及社会大众，采取直接或间接，长期或短期的方式影响决策。具体到国家，美国的决策体系决定了美国智库可以通过影响总统、国会及政府部门，左右国家的政策决策。中国智库则主要通过内参、政府课题、专题座谈以及决策培训等途径影响决策。

       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去驾驭的时代。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经济阴晴不定的同时，“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业已进入了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日益复杂的世事、国情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时代最强音。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和国际的大舞台上，中国智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总裁安德鲁•西雷(Andrew Selee)等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本书进行了推荐，比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本书是到目前为止最权威、最全面阐述全球及中国智库发展的、一本值得每一个了解智库的人必读的材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本书站在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从多年创办智库的实践出发，在全球传播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人才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所有关心中国智库发展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必读之书。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参考借鉴和选择路径，为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大潮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