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黄平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赵可金 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
合作共赢是“一带一路”建设始终坚持的重要目标。我们倡导的合作共赢，背后体现了什么深层理念，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下一阶段的深入推进又有何指导作用？本期“光明谈”为您一一解析。
秉承“天下情怀” 杜绝“零和游戏”
主持人：“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体现了什么样的义利观？
黄平：这是中国外交历来奉行的准则。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理念体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我们通过改革让国内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民众都受益，一方面在国际关系中也倡导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不搞“零和游戏”，而是以互利合作达到共赢发展。这和西方传统的丛林法则有本质不同。“一带一路”建设更加生动、更加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理念。
赵可金：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西方国家不同。后者更强调个人主义，而中国自古就强调家国天下、天下情怀，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奉行物我同一、和合天下的思维方式。今天，西方国家遇到很多问题，回归保护主义的思潮抬头。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能造成国运衰落。我们必然要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实现全球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就是这一理念的一种表达形式。
主持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把合作共赢的路径细化为“共商、共建、共享”。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及今后发展有什么作用？
黄平：三个词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提倡共赢、共享，是从结果层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共建”，是说过程也应共同参与，而不是某一方先发展后其他各方“分一杯羹”；“共商”则更进一步，是强调在制定方案之初就共同商议、共同决定。这个“三部曲”充分凸显了平等理念，更加符合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要求。
赵可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保护和完善人的类本质。西方哲学中有一种身份焦虑，因为其考虑的轴心是个人；中国哲学更看重“天下”，认为只有国家好了、民族好了，个人才会好，所以身份焦虑不那么明显。“共商、共建、共享”理论抓住了人共同的一面，是人类整体意识、全球意识的新表达，其生命力不可低估。
推进共同发展 完善全球治理
主持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中已经有哪些比较好的务实之举，效用如何？
黄平：这种务实，一方面是指我们已经做了或者正在做的各领域项目，包括经济层面的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社会领域的教育、健康、社区发展，等等；另一方面，也包括中国发展战略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着眼于深度合作的共同商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带一路”从倡议到落地，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切忌空谈、求真务实。这和我们改革开放强调“实事求是”是内在一致的。
赵可金：中国在务实方面已经完成了两件大事，未来还需要做好第三件事。前两件事，第一件是中国解决了自身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本身就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贡献。中国在减贫、振兴方面的经验是吸引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抱有很高期待的深层原因。第二件，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充分发挥道义情怀，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今天，中国还应做好第三件事：不断提升自己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妥善应对来自自然、社会、各个方面的风险和挑战。这是提振信心、引导方向，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淡化“你我之别” 明晰“是非之辨”
主持人：独木难成林，“一带一路”建设要切实推进，沿线国家可以如何参与？
黄平：各国国情不同、诉求不同、背后的传统文化不同，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等也不一样。我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担当和态度，只要共商、共建、共享，那么无论各个国家贡献大小、加入早晚，都是受欢迎的。
赵可金：“一带一路”建设欢迎任何国家参与。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应该有六个字：示范、引导、服务。政府要承担起责任，给老百姓做样板，打造示范工程、种子工程，把“一带一路”写在大地上让大家来看，从而更好地参与其中。示范之后还要引导，帮助大家统一认识。最后，为参与者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
主持人：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们要以更大的智慧去排除障碍，破解难题。二位专家对此有何建议？
黄平：第一，要明确“一带一路”建设的路线图。要强调调研先行，从而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第二，政府做好引导工作，促进达成共识。第三，企业跟进，在国际法、地方法规的保障下“走出去”。第四，舆论支撑，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帮助民众用良好心态应对各种挑战。
赵可金：我总结一句话：“少一些你我之别，多一些是非之辨。” 少一些你我之别，是指淡化“中”字突出“共”字，不要过多强调各国之间的分歧与争执；多一些是非之辨，是指在具体的项目建设上实事求是，立足实际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齐心协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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