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的战略目标

对话嘉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昌林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顾学明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毛艳华

主 持 人：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指出这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现代化经济体系，又该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版特约请国家首批高端智库试点单位相关专家就此进行深入阐述。

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及与之适应的经济政策框架，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请问各位专家，应如何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

顾学明：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发展质量取代发展速度成为未来发展的第一要务。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对此，要坚持质量第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经济效益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导向。经济增长是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未来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产能过剩、行业效率低下和运转不灵，特别是经济发展未能有效地惠及民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是要整治生态环境不放松，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补齐民生短板。要推动效率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驱动成为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充分发挥了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在供给量、价格等方面的资源红利优势日趋弱化。以劳动力成本为例，2006—2015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在10年间增长了3.6倍，制造业平均工资已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因此，进入发展新阶段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依靠要素、投资拉动为主转向依靠创新驱动为主，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来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需求方来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我国消费需求步入快速发展的新车道。201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6%，在消费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消费层次正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人们的物质文化层面的需求开始分化、升级，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从供给方来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些事关民生消费的中高端领域有效供给不足，造成消费外流问题严重，国内消费潜力难以充分释放，已经成为居民消费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要从供需两端发力解决供求错配问题，特别是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王昌林：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解决了总量不足的矛盾，现在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从产业体系看，产能普遍过剩，但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高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社会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性失衡。从投资看，投资积累率很高，但缺乏较好的投资项目，高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从消费看，部分人群有消费需求意愿但支付能力不强，部分人群有一定支付能力，但因公共服务和保障水平不足而使得预防性储蓄强烈，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从要素供给看，我国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供给总体充裕，但供给质量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的需要，资金过剩但进不了实体经济领域。这些是当前我国经济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主要矛盾是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适应需求的变化，因此，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毛艳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发挥比较优势与发达国家建立了产业分工联系，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贸规则的接轨推动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不到4%上升至2014年超过20%。但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化，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处于引领型创新的位置；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位于中低端，处于应用技术型创新与服务型创新的位置。

在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下，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生产力水平获得了明显提高，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一直难以解决。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民众不再单纯追求廉价消费品数量的增长，而更重视产品的质量、科技和设计内涵；另一方面，民众对闲暇时间、宜居生活和环境质量的要求也显著提高。此外，由于过去的增长模式不够平衡，一些落后区域的居民未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的需求正是下一步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所需要解决的。因此，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深刻变化所产生的必然变迁。

另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竞争已由价值链份额创新竞争阶段进入价值链升级竞争阶段，由过去的实物资本竞争转变为知识资本竞争。因此，顺应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革命趋势，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