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应加快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既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为什么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还要高度重视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首先，增强产业竞争力是适应比较优势变化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40年，我国通过扩大开放，特别是引进出口型外资，实行加工贸易政策等措施，把我国劳动力充裕，劳动力素质高，能吃苦耐劳且成本低的优势充分发掘出来，而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大国。但也要看到，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并不高。比如手机，很多高附加值零部件是在不同国家生产，然后拿到中国组装的。作为一个制成品出口大国，中国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增值环节。
如果我国劳动力成本不上涨，也许这种局面还可以持续下去，而实际情况是，我国劳动力成本已明显高过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变化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不容忽视。为适应比较优势的变化，我国必须要考虑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其次，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要求必须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国际组织评价各个经济体是以美元计价，按照名义GDP、名义汇率来计算的。如果产业因为国际竞争力不提升，可能会导致汇率下跌，就有可能出现按人民币计价GDP增长快，按美元计价GDP增长慢。二战以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有很多共性，一是都实现了从速度型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二是其产业竞争力持续不断提升。
最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里长期处于底端，就实现不了高质量发展，又怎么能够实现高质量就业，为我国劳动者，特别是每年8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创造体面的就业岗位。体面的就业岗位意味着要在全球分工体系里处于中高端，创造高附加值，创造出那么多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因此必须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很多机遇和条件，包括全球需求转旺以及我国产业配套齐全、劳动力素质较高等。关键要牢牢地把握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回顾历史会发现，不同的国家格局一直在“洗牌”，而“洗牌”最快的时间就是新技术革命发生后带来的快速增长期，谁把握好了谁就有可能后来居上或者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首先，用新技术革命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比如“机器替代人”。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劳动力密集型增值环节可能会变成一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成本所占比重将大幅下降。如果能够引导企业加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未来很长时间，我国可能还会继续发展传统上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已经变革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可以两条腿走路，既可以选择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变革生产方式继续留在中国。
其次，新一轮技术革命给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带来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商业模式，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新技术改造很多传统的东西，会出现新的商业模式、产品，产生新的竞争力。比如，我国如果能在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汽车方面把握好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会，可能实现“换道超车”，成为汽车出口大国。
最后，用新技术革命增强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很多服务可存储、可进行国际交易。我国一方面要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引入竞争，引入先进的技术、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对服务业变革的机遇，特别是新兴服务业，使得中国能够尽快在服务出口上形成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离不开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政府必须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不是自然演进的过程，需要企业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通过残酷竞争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于政府来说，需要营造两个环境。在国内，营造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在硬环境方面，我国这些年进步非常快，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软环境还须进一步改进，并且改进的空间很大。比如法律要更加完善和健全；企业更加守信；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得到更好的保护；政府的效率更高等。
同时，还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现在有双重身份，一个是新兴的经济大国，随着比较优势的转换，国际竞争面会越来越宽；另一个是新兴大国，要特别关注守成大国对华政策走向，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交织着商业利益和战略利益的考虑。虽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所处的外部环境有明显改善，但也要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中国的“双反”调查越来越多，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此外，我国政府和企业界要高度关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高度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要防范出现外部冲击与内部风险叠加震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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