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态脆弱区因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存在较强的外部约束性，致使产业发展的可能性选择与其他地区有较大差异。这些地区具有倚重自然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共性，滋生了表现不一、程度不均但实质相同的“资源诅咒”现象和由此带来的“产业锁定”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破解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可持续发展难题进而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走产业价值链高端化、科技投入高新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路径，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西部生态脆弱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问题
生态环境不能承受之“重”与产业转型不可或缺之“轻”。2015年，单位GDP能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635）的省份有11个，西部地区占7席。西部地区主导产业主要是能源或资源消耗型的传统产业，其产业业态呈现出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特点。进一步测算西部地区2014年三产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仅为0.253，由于西部地区农业产值增长速率远低于二、三产业的增长，但是农业人口却未能及时向二、三产业转移，即农业占GDP的份额下降速度超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速度，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仍然过剩。究其原因，在西部，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形成了“过重”的产业结构偏向。这种产业结构对非农业人口就业的拉动力不足，产业部门既不能满足充分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布局需要，又不能通过创新创造的产业形态拓展就业空间、保持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由于传统产业比重过大、低端就业的非效率性，以及分割性市场而形成的进入壁垒，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在相互匹配上存在失衡。
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含量低，位于价值链的底端。产业结构单一化是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由此形成倚重资源型产业的粗放型生产局面，无法形成产业集群，进而实现产业间的协同发展。西部生态脆弱区以原材料供应、初级资源粗加工为主，产品加工程度较低。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主要工业品产量数据显示：西部地区资源类工业品产量占全国比重大部分均在30%以上，例如：原煤占比30.28%、原油33.34%、天然气79.85%、水电67.81%；而在其他工业产品领域则表现平平，轻工业品、电子类消费品、装备制造业等比重较小。这表明：西部地区产业链条较短，高附加值产品少，在竞争性市场格局中处于“雁阵”的尾部，有可能在跟随中被继续拉大发展距离。
“优势资源”具有较强独占性，难以形成生产价值转化和优势产业建构，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价值创造急需自主创新活力的支持。2015年，西部地区国有控股企业数与私营企业数之比分别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4.06倍、2.57倍，相较而言，国有企业掌握“优势资源”，但这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基于全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视角，2016年西部地区贡献率最低，比东部地区约低15个百分点。此外，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西部地区约为200万元，远低于东、中部地区水平；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上，西部地区仅占全国总量的14%。西部地区难以获得资源禀赋优势的眷顾，由此缺乏转化“资源优势”为“产品优势”继而转化为“核心竞争优势”的能力和有效通道。为此，急需内生于产业系统的创新机制给予全力支持。
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思考
以新发展理念统领产业政策设计。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升级转型的政策设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作为引领。一是立足生态禀赋，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新型清洁能源建设。二是实施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创新效率克服西部地区经济系统的整体性劣势。三是坚持协调发展，努力推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全面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四是抓住“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以全面提升西部地区在国际市场竞争体系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方向，解决其长期发展滞后问题。五是坚持共享发展，以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的转型升级为契机，调动该区域各种社会因素的积极性，由此实现全域范围的机会共享、过程共享、成果共享。
构建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绩评价机制，促进产业科学发展。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观，易于催生“寻租”行为，扭曲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基本关系，导致某些地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为此，须通过构建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绩评价机制，细化生态环境工作的细则、构建可常规考评和督查的量化指标体系，以此规避“寻租”行为，促使产业发展步入正轨。
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政策”双驱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府计划指导、过度干预的“制度惯性”，产业政策对传统的路径依赖仍存，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量转变为“市场—政策”双驱动。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依托经济带、城市群建设，以产业区位的新的空间效应换取“产业—生态”之间的协调效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的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贯通东中西部和国内与国外协同推进的产业空间的新布局，都使得西部地区获取了开拓国际市场、嵌入国际价值链的区位优势。对此，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发挥西部独特的资源禀赋优势，有效地将其转化为西部生态脆弱区经济社会全面推进的动力要素。
以补扶弱，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支撑重点产业发展。西部地区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环境系统，对其生态环境实施有效的保护和修复，可以为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基础和环境条件。西部生态脆弱区应强化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税费、转移支付等形式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等各种资源税费政策及征收管理办法，积极探索“碳汇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同时，生态补偿应重点向符合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的重点产业倾斜，形成与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
构建绿色产业发展体系，走产业生态化之路。以绿色发展为主线，推动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起绿色现代农业体系、工业体系、服务业体系，全面推行资源节约、循环发展、生产清洁、低碳高效的绿色生产方式。通过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生态”良性互动关系的建构，以产业业态的创新系统推动该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走出一条全域产业生态化、绿色化发展之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富有学习借鉴意义的可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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