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战略重点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雷达

中国网讯 近日，中国网智库中国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举办第五期中国圆桌“中美贸易战的思考、应对与未来”主题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雷达表示，中美贸易战一波三折，由磋商缓和重新走向僵持对抗的道路。中美贸易战从开始到实质实施阶段，美方不断加码，中方不断努力，但努力未果。

中美贸易战特征

一方面，中美贸易战与以往的贸易摩擦相比，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这不仅是贸易利益上的纷争，还是在战略等更深层意义上的新冲突。

另一方面，美方对中国的贸易战蓄谋已久，其战略手段储备充分。美方贸易战操盘者纳瓦罗、莱特西泽等人对华的遏制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们不论是否在重要岗位，都有一套遏制中国的思想和手段。

因此，在中美贸易战进程中，中国要厘清和把握贸易战的战略重点。

美国的战略重点

美国发起贸易战的战略目标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即贸易层面、产业层面和制度层面。

第一，贸易层面的目标主要体现于利益的再分配。

在贸易领域争夺利益的过程中，美国主打两张牌——公平贸易牌和对等贸易牌。这两张牌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会有影响，而对美国的影响会更大。

公平贸易这张牌的关键在于，国际贸易中所谓的公平条件是生产方式、生产标准、生产条件，如果全世界都以美国国内条件作为国家间公平贸易的标准，那么国际贸易就回到了以绝对优势基础的状况，而不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状况，显然，整个世界的商品贸易的规模将会因此而下降。

对等贸易更是一种违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贸易发展逻辑的概念，如果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完全对等的，国际货币的作用就回到了古典货币理论，即只承担交易媒介，而资本的作用就不复存在。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元作为国际资本的收益便会消失。

而在现实的世界中，美元结构性权力给美国带来国家利益，正是开始于美国贸易逆差出现的时候，所以有了贸易逆差，才有美元的结构性权力，美国才能配置资源，获得资本收益。美国若用对等贸易获得贸易利益，就意味着牺牲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金融利益，这对美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如果特朗普用这两张牌和世界各国打，世界会出现问题，美国也会出现问题，但如果只针对中国的话，会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和体制造成严重的挑战。

因此在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存在不可置信和可置信两种威胁。不可置信的威胁主要表现在，一是美国要实现贸易再平衡。2008年的历史已经证实了，美国每一次贸易再平衡都使美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平衡。二是美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利益受损方这个判断也是错误的。因此，美国不可能在长时期中用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手来段遏制中国，用牺牲全球化利益为手段，来实现遏制中国增长的目的，这种威胁，同样是不可置信的。

另一方面，可置信的威胁是，中美贸易战造成贸易转移的结果，即中国制造被替代。这种替代会改变全球的贸易格局，而在这种格局的变化中，中国无疑会承受巨大的福利损失。

第二，产业层面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高速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中，中国也是遵循着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路径进入了世界分工体系，但是这种外围国家单纯的外部资本和技术的发展模式，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很容易被锁定在全球价值的低端。

首先，如果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成功，新兴产业将会产生大量的投资需求，中国的贸易顺差的流向有可能不再流向美国，而是在中国国内形成新的资本循环体系，这一体系将彻底改变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而美国的国内经济结构实际上是严重依赖于国际金融体系的。

其次，如果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投资需求能够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的话，那么，到那时，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对中国经济的重要程度便会明显下降，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会发生变化，无疑这会影响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力。

再次，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成功改变了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的话，那么中国作为未来世界上的科技大国和人口大国，巨大的投资需求和商品需求的存在，必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出现实的条件，这也将直接冲击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尽管上述三点我们是作为一种假设情景来分析的，但是美国却是作为现实的可能来进行遏制的，美国“301调查”是对《中国制造2025》的严重误读和歪曲。可见美国的挑起贸易战的战略意图在于用当下的贸易手段遏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势头。

对此，中国的反遏制有三个发力点：

首先，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同时，中国可以借打贸易战的机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国要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基础，而科技创新的动力源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次，改变谈判思路，在WTO框架下，中国以包容增长的概念联合美国推动多边投资框架建立，一起解决问题。最后，中国要守住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

第三、制度层面的目标是经济利益的借口。

中美贸易战中美国的第三层战略目标源自于两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但是，通过贸易战来再度挑起意识形态的纷争，并不是战略遏制的重点，而只是经济利益争夺的借口，因此，它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不会成为持续关注的焦点。其原因在于：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化的成功经验表明，制度和文化的多元性，不仅不是经济全球化的桎梏，相反它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抛弃意识形态纷争，接受制度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通常是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而冷战中，意识形态冲突激烈的时期，往往是全球经济增速变缓的时期，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更能感受到意思形态冷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二，对美国而言，目前的国际环境并不是重启冷战的最好时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传统的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本质差异，但是，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国在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化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即便在中美贸易关系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中国仍在坚持自主开放的对外政策，积极维护全球多边体系，主张包容不同制度和文化的全球治理理念。从上述两方面看，旨在显示制度优劣的冷战，并不能按美国的战略意图推演出他们所想要的结果。

其三，美国对于其他国家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认可从来不出于是道义标准，而是出于利益目的。很显然，美国政策的变化绝不是处于道德标准，而是出于美国的国际利益考虑。

由此可见，尽管在这次的中美贸易战中，意识形态的冲突是美国的战略目标的内容之一，但它绝不是美国战略的核心所在。（责任编辑 韩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