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40年见证两轮翻译高潮

黄友义，1994年-2015年中国翻译协会秘书长；2005年-2011年国际翻译家联盟副主席；1993年-2013年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2015年至今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1975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到中国外文局下属外文出版社工作。从那时开始，就与翻译结缘，至今已经42年。这段经历让我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两轮翻译高潮。每一轮高潮的出现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直接反映，每一轮高潮都是中国崛起的直接证明，每一轮高潮都有其鲜明特点，都是对中国发展的最好诠释。

第一轮翻译高潮：为改革开放服务。1978年底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方针，这场改变中国的大潮给翻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人们开始大量翻译国外的先进技术、经济管理和文化艺术文献。这一轮翻译高潮的特点是向外国学习，翻译涉及的语言主要是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语言。每一个先进技术、国际化的理念、新的产品的引进都浸透着翻译的汗水，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步都少不了翻译的贡献。

第一轮翻译高潮兴起后，翻译内容发生了变化。当时我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此前我参与翻译的内容常常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国情介绍，现在改为涉外投资法规等。记得有一本《外商来华投资问答》的英文版图书，出版第一周，就销售7000多册，这在外文图书市场上是一种突破。

内容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为开放服务的商业性选题上，而是全面的。因为国门打开，外国人将从未有过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对中国的信息需求急迫、多方位。文学作品方面，四大名著的英文版通过中外译者的合作陆续出版；第一部合资电影《末代皇帝》是根据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图书改写的脚本，这部电影的拍摄带红了这本英文书的销售。不久前还在让我参加《敌后武工队》的排版校对，领导这时安排我参加获奖短篇小说，也就是伤痕文学代表作品两大卷英文版的编辑出版。这些小说译者中外人士都有，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家，如英国人闵福德。在核稿中，我充分体会到外国译者语言的流畅和中国译者对作品拿捏的准确。

80年代初期，文化旅游迅速成为外文图书的重要方面。除去北京、西安、上海等外来客人最多的城市各类翻译作品较多外，杭州等地的对外介绍也成为图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浙江出版过一本名为《西湖揽胜》的介绍杭州文化历史的图书，外文社决定翻译成英文和日文出版。由于历史原因，这类图书翻译成日文不需要对原文做很多编辑加工，但是翻译成英文却出现了问题。已经不记得是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但是外国编辑在润色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是文中涉及大量的历史事件、典故、风俗，不加背景解释，外国英文读者根本无法理解。为了提高书稿的可读性，领导决定派改稿的美国编辑到杭州实地考察采访后改写，让我陪同担任翻译。美国编辑格拉姆斯教授来华前曾经是一家美国报纸的记者、编辑，后来在大学从事新闻教育。她白天采访，晚上把稿件打成英文，第二天如果有问题再通过我和当地陪同的杭州编辑商量。格拉姆斯采访和撰写能力很强，在各个景点她一边参观采访，一边做笔记。尤其是许多参观地方有台阶，居然完全不影响她做笔记。我曾试着边走边听边写，发现不经过训练，所做记录难以成行，乱七八糟，自己事后都难以辨认。后来格拉姆斯回国后评终身教授时，这本书在她的作品中赫然在列。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还不富裕，开放意识不强，国际交往经验不足，中外人员即使从事同一样工作，吃饭时一定是分开的，不言而喻饭菜当然也不一样。每次采访回来，我们四个人进入同一个饭店，但是一定不在一个房间用餐，每次都是格拉姆斯教授自己单独用餐，我和当地的两位编辑作者进入另一个餐厅。工作几天后，大家都觉得成果很大，对改编书稿也颇有信心，相处得非常融洽，工作之间笑声不断。但是每到吃饭时刻就要分开，期间，格拉姆斯教授曾经表示希望一起用餐，至少我们两个从北京来的，是一个单位的，应该一起用餐。而我们中国人觉得中外分开这就是规定，我们只得遵守。但是终于有一天，到了进餐时间，格拉姆斯教授脾气爆发了，就是不进餐厅，表示如果不能一起用餐，她宁愿不吃了，说完扭头就往外走。经过这场小风波后才终于结束了一段非常尴尬的经历。

开放初期，外事工作全面打开，到处都缺翻译，而外文局是翻译人才比较集中的地方，有近千名50多个语种的职业翻译。于是各个部门纷纷上门来借用翻译。我们大部分人都曾经被借调到不同单位，甚至不少翻译借到国外工作，一干就是若干年。有一次，我被借到卫生部，给来访的一位国家卫生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当翻译。外宾到达北京的第一个夜晚，我在熟睡中被电话叫醒，懵里懵懂听到电话里对方介绍自己是中国银行某部门负责人。他说，白天入住酒店后，外宾在宾馆大厅外汇兑换处，其中有一人换的800美元是假币。中银的官员说，头一天晚上外宾换币时，银行业务员对美元有所怀疑，但是不能断定就是假币。

这位官员解释说，给外宾的假币兑换了人民币，中方业务员也有失误，所以，如果使用假币的外宾对中国比较友好，让我就提醒她一下，在华期间不要再使用手中的美元兑换了。如果此人对华不友好，那就请她退回人民币。我告诉这位官员，此人对华非常友好，不仅如此，她的丈夫是他们国家的海军司令，对中国也很友好。第二天，我把这位外宾悄悄拉到一边，转达银行的提醒。我本以为她会很尴尬，出乎我的意料她毫无愧疚地告诉我，她的美元很可能是假的，是她来华前让她的秘书到黑市上换来的。

翻译界都知道的一个规律是，同传通常由两个人组合成一组，每一个人翻译15到20分钟就要轮流休息一下。然而，改革开放初期，翻译尤其是能承担同传的翻译奇缺。有一次中国作家与外国客人的座谈会让我去做同传，始终是我一个人在翻译。一位作家谈自己的写作时，先谈了中国的婚姻习俗，接着又谈到丧葬习俗。谈婚姻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英文marry这个单词，转到丧葬的话题，反复出现的是bury这个单词。而此时会谈已经将近两个小时，我疲惫得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该说bury的时候，我还在不知不觉地说marry，看到外国听众朝我摆手，我却不知为了什么。好在这时终于有一位老翻译过来救场，对我说“你休息一会儿”，这样才让会谈继续下去。

第二轮翻译高潮：为中国走出去服务。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快又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速了中国的国际化步伐。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自然就出现了第二轮翻译高潮。这一轮高潮是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服务，为中国的文化传播服务，为中国的理念走出去服务，近年更是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服务。

因为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这轮翻译高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译外工作量加大，与上一轮以引进为主有根本不同。中国翻译协会的调研表明，2011年市场上的翻译工作量中译外已经超过外译中，达到54%。这个数字在2014年的调研中更进一步提高到60%。

这一轮高潮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中国全面外交的展开，尤其是“一带一路”合作涉及到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层民众，非通用语种翻译量增加，而这种增加目前还仅仅是开始。不难想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展开，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将更多地出现在沿线国家的乡村城镇，中国人将与当地老百姓有更多的接触，而这种最基层的接触往往更加依赖当地百姓的语言，而不是通用的大语种。

这一轮翻译高潮涉及的领域更加宽广。华为作为一个外向型的企业，其产品必须通过当地语言才能进入市场。华为也开创了把翻译中心设在产品开发中心下面的先河，一改过去翻译与技术研发属于两个不同部门的常规做法。

这一轮高潮跳出了传统的口笔译范畴，而是把翻译行业列入包括翻译服务、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与工具研发、术语等语言资产管理、全球化与本地化咨询服务以及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在内的新兴语言服务业。

在这个时期，中国许多城市成为世界会议中心，公示语的改进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市政府在全国率先成立专门的部门和队伍统一公示语外文，后来深圳市政府也委托深圳译协统一了当地的英文公示语。2017年9月在厦门金砖会议之前，市政府也委托厦门相关翻译公司完成了厦门城市道路英文路标的统一翻译。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织翻译专家和老师专门编制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指南”。在这个大形势下，全国到2017年举办了四届公示语大会，改进语言环境，打造国际化的城市公示语服务已经成为翻译界的共识。

然而，人们只要睁开眼睛，就会发现周围公示语外语错误百出。显然公示语英文的改进，乃至整个社会英文水平的提高有待于全社会认识的提高。北京有将近20条地铁线路，曾经不断有乘客反映英文报站不够标准。北京市外办曾经组织专家听了全部线路的英文录音，进行诊断并提出改进办法。我听后发现，有一条线路的中英文是同一个人的录音，英文发音不够标准，中文也缺乏专业录音的水准。在分析原因时，这条线路的运营公司负责人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站名播报录音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当初，他们发现办公室有一位年轻人会英文，就把这个人找来中英文同时录制。这个案例说明，翻译质量不高，不仅仅是翻译人员的问题，首先是使用翻译的人不懂翻译专业的要求，没有聘用专业翻译。如果仔细分析社会上各类英文错误，大多是非职业翻译所为。人们不会找一个没有上过医学院、获得医师证书的人给自己开胸动手术，但是却屡次让非职业翻译从事翻译工作。

作为国家人才公平公正选拔的一项内容，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决定从2004年开始翻译专业系列职称不再评审，而改为更加合理的考试，故推出了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为此，外文局专门成立了相应机构，组建了来自全国各地一百多位专家组成的七个语种的专家委员会，每年两次聘请数百人参与阅卷。为了办好翻译考试，我们广泛听取社会意见，曾多批次派人到各地大学机关企业开座谈会。

在一所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外语学院的领导直接说，他们大学属于教育系统，只参加教育系统的（四、六级和专八级）考试，不考虑人事系统的考试。当时我就意识到，有些教授对国家教育系统培养人，用人部门考核录用人的基本分工还很不了解。翻译资格考试代表了国家专业职业资格水平考试的一种改革，就是对参试者不设任何学历和学位的前提，任何人都可以参考，这充分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发现人才的精神。在当时那种气氛下，有一位与会的老师根本没有看懂考试说明，就高声严厉批评翻译资格考试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我们从事考试推广的人员感到对方几乎等于下了逐客令，颇感震惊。的确，在考试刚刚推出的几年，参加人数增加比较缓慢。但是，2015年一下子从十年前的寥寥几千人增加到9万多人，2016年达到11万2千人，而2017年前半年就已经有7万8千人报名参考。今天，许多大学都欢迎考试部门派人到学校向学生宣讲。这个事情说明，即使在外语界，对于翻译专业的认识也是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具备的。

国家为了推动翻译专业教育，于2007年成立了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我长期从事翻译业务，不懂教育，但是有关部门要我参加，我一再以自己日常业务工作繁忙为由推脱而没有成功。三年后这个机构改名为全国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言外之意是专业翻译教育不仅应该只属于硕士阶段，还要考虑博士阶段。这个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由翻译教育和翻译行业人士组成，特别是改名为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充分体现了国家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当初，我们讨论逐步实现翻译专业教育和翻译资格考试相结合，曾经遭到强烈反对，认为翻译教育和专业资格考试完全是毫无联系的两回事。今天这种结合已经成为教育部门和用人单位的共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翻译教育的成熟，也是整个翻译业发展的体现。

厦门大学有一位名叫潘威廉的美国教师，1988年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中国，一住就是29年。期间，他以家书的方式向自己的父亲等人介绍变化中的中国，最终他父亲认为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到中国遭人反对的经历，让他深深意识到中国必须多用英文对外介绍自己。我长期从事外宣翻译，深感面对外国受众，翻译不仅仅是要完成文字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传达文字后面的文化信息。

当年我参加翻译1982年制定的中国宪法时，国家主席到底是延续以前chairman的英文表述，还是改为president, 译者们有过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建国开始，国家主席的英文就是chairman，另一种意见认为，宪法里没有说要成立国务委员会，按照英文的逻辑，没有committee，哪里来的chairman。加之那时候年轻，说话没有顾忌，我坚持认为用chairman这个单词不符合英文逻辑，而应该用president。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决定一改建国30多年的传统，把国家主席翻译成president，报上级审批并最终得到批准。这就形成了过去有Chairman Mao Zedong, Chairman Liu Shaoqi,和Chairman Hua Guofeng，而后来的国家主席英文都是president的局面。一词改动，体现了翻译的求真和实事求是精神。

很多年来，我们在对外介绍国家政体时，就会涉及到民主党派，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表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英文就是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ight democratic parties。很显然，在英文的语境下，如果说那八个是民主的，外国受众会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以为是在说中共不民主，而这完全不是中文要表达的意思。然而，目前在中文里民主党派是固定说法，不可能更改。我提议把英文改为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eight other political parties。一词变化之后再不用担心外国受众的误解。

今天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央，面对的是世界70亿人。中国发出的声音，受众不仅是13亿中国人，还有其他国家57亿人中的受众。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与以往历史不同，现在的外国受众不是上个世纪50-70年代研究中国的少数专家学者，而是已经或可能跟中国发生直接或者间接联系的广大外国人。过去的专家学者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而现在的广大受众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面对他们，我们必须考虑到要通过翻译环节帮助他们跨越文化鸿沟，听懂、听明白来自中国的声音。

当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时，翻译的任务更加光荣艰巨。我们必须时时刻刻通过翻译拉近与受众的距离。有人说，我们应该解决“会做不会说，说了人家也听不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而完成这个任务翻译责无旁贷。

与此同时，无论中译外变得多么重要，外译中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翻译在研究外国、理解国外方面同样责无旁贷。2017年5月底，美国白宫communication office主任杜布克辞职了。当时国内媒体都称这个机构为白宫通信办公室。大概有人发现这个机构的中文名称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部门，所以没几天又改称为通讯办公室。此后有一段时间曾经由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潘塞兼任主任，7月由斯卡拉穆奇接任，10天后被迫辞职，时至今日，也还没有再正式任命新人，但是在斯卡拉穆奇上任和辞职这段时间，媒体称其为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问题是多了“联络”二字，仍然无法准确表述这个部门的功能。

其实，只要上网仔细查一查这个部门的功能，就不难看出这个部门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宣传部。因此，可以翻译成白宫宣传办公室，也可以称其为白宫传播办公室。总之，这是美国政府一个协调媒体宣传政策口径的部门，一个美国媒体形象建设部门，而不是管理通讯线路的技术部门。在我们的文件中，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翻译部门或者从事翻译工作的新闻媒体人员应该反思。

几年前，我曾经在基层调查过，不少老百姓认为平时媒体说的美国国务院的职能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相同。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早年把美国外交事务部门翻译成国务院，而恰恰我们的人民政府也叫国务院，因此在老百姓当中引起误解。美国国务院的译法是历史遗留的错误。问题是，历史上许多不恰当不准确的译名都纠正了，美国国务院的误译也应该得到纠正。

展望未来，翻译事业发展前景美好。中国是文明大国，中文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些决定了中国必然是翻译大国。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却与国际翻译界交流不够。西方出于对我们不了解和历史偏见，长期不愿意翻译中国作品给他们的受众，甚至对中国人开始在国际翻译界崭露头角也感到不舒服。我是2002年代表中国译协参选国际翻译家联盟理事的。此前，已经有三位中国老翻译家担任过理事。那时因为费用等多种原因，作为国际译联的成员，中国人当选理事后就不再参加每年的会议，露一面之后就等着三年一届再换新人。当时，我面对的大会氛围明显对中国人竞选理事不感兴趣。竞选发言时我特意说明，我将积极参加国际译联的各项活动。选举前，我利用一切机会，和各国与会代表广泛交流，大到翻译专业各项业务，小到家长里短，终于得到认可，当选了理事，并开始探讨在中国主办世界翻译大会，确立中国翻译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可能性。三年后在2005年的世界翻译大会上我在毫无思想准备情况下被选为国际译联副主席，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进入国际译联执委会并担任副主席。这时，国内翻译业正在蓬勃发展，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打退了阿根廷举办下届大会的申请，后来居上在2005年的大会上争得了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的主办权。

为了办好会议，争取支持，我曾经走访欧洲大国的翻译协会，并参加全球翻译界势力最大的国际译联欧洲中心的会议。有一次在伦敦，我参加了欧洲中心的会议，直接向欧洲各个协会的负责人宣传中国，增强他们对我们主办世界大会的信心，增加对中国的认识。西欧一个较大的协会负责人看到我在会场，发言说：欧洲是世界翻译的中心，国际译联是在欧洲诞生的。然后，他环顾会场，尽管在场的只有我一个亚洲人，他却说，如果今后国际译联的副主席是韩国人，秘书长是日本人，司库是其他亚洲人，我提议我们欧洲会员应该另立门户，成立新的国际翻译组织。由此可见，他们对中国人的出现多么不舒服。

尽管如此，2008年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我们在上海成功举办上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翻译大会，来自70多个国家1500多人出席大会。各国翻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国旗摆放在一起，惊讶之余纷纷在国旗墙前面拍照留念。会议收到的论文之多、会议期间论坛之丰富都是从未有过的。在闭幕式举办的发奖环节，曾经对我们抱有极大偏见的那位欧洲译协负责人上台领奖并发表获奖感言。他说，获奖令他十分兴奋，但是奖项只能说明过去。既然现在是在中国，他更愿意谈谈中国。听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他又要如何表露他对中国的讨厌。

然而，他一改过去的态度，说在中国短短四天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并举例说，他和太太人生地不熟，到中国的第一天到一家餐馆吃饭，他不会中文，餐馆服务员不懂他的母语，根本无法交流。但是，可爱的服务员拉着他们夫妇一桌桌地让他们看中国人在吃什么，见到他们喜欢的就记下来，然后给他们拼了一桌美食。在一句话没有说的情况下，他们二人品尝了中国美食，更享受了中国人的好客和微笑。他说这个收获比翻译奖项更值得纪念。听到他的感言，会议筹备期间遇到的一切苦难和烦恼都随风而去了。后来我去欧洲，他主动开车接送我。

这次大会通过了国际译联关于翻译发展的“上海宣言”。以后很久，每当我与国际翻译界接触，听到“上海宣言”时，只要听到“上海”，不等“宣言”二字说出来，我的荣誉感就油然而生。

根据国家工商管理部门的统计，中国语言服务公司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只有区区18家，而2015年底已经达到7万3千家。如果按照平均每家公司有15名雇员计算，这支专业队伍已经有百万之众。加上国家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高校的兼职和全职翻译，中国有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然而，中国翻译协会的调研也显示，所有语言服务公司中只有四分之一通过了ISO标准，注册资金超过千万元的也仅有四分之一，所有公司中有外资背景的仅仅5%。另外，翻译待遇不高的老问题长期解决不了。许多译员反映，如果光靠翻译稿费，还不能体面生活，翻译的价值还远没有被社会认可。

环顾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在翻译人员权益的保护、翻译版权的享有等方面都比我们做得好，翻译是一个受人尊重、收入殷实的职业，有关翻译的法律系统也比较健全。相比之下，中国的翻译业发展的道路还很长。

当前，人们热议的一个问题就是机器翻译是否要取代人工翻译。翻译界的广泛共识是，我们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大胆拥抱新技术。机器翻译只会取代低端的翻译，承担过去光靠人工根本无法完成的巨大工作量，让人们更多地管理人工智能翻译，让机器完成基础工作，让人完成高端的翻译定稿工作。机器翻译的出现再一次告诉人们，翻译之魅力就在于它永远是一个让从业者不断学习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