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记者李晓曼）2019年12月17日，“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9”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刚出席本次论坛并就相关议题撰写论文，以下是他撰写的论文。
近年来，中国智库走出去、引进来，积极参与一些全球性话题的讨论，也围绕着一系列中国话题组织了很多论坛、研讨会等活动。中国智库在讲述中国故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尤其是西方的对话来看，有一个问题愈加突出，那就是对中国的制度的认知。
近年来，中国的体制越来越多地成为西方和全球关注的重点。仔细分析那些与中国经济、贸易、科技、军事等等有关的话题，最终可能都会指向中国的体制。所有那些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预估，最终也都会与中国的体制相关。而外方对中方产生的很多误解归根结底也在于对中国体制的误解和误判。
今年9月20，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参加了“周五为未来而战”（FridaysforFuture）运动，他们走上街头，要求本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更多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运动是由一位名叫格蕾塔•桑伯格（GretaThunberg）的瑞典少女发起，先是以每周五罢课来抗议气候变迁，得到了全球各地的一些社会团体的响应。在这次大规模的游行之后，一家德国媒体对中国发出了疑问：“为什么中国人无动于衷？中国人与世隔绝了吗？”
这一问题深刻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中国人、中国政府不关心气候问题吗？恰恰相反，中国大概是近年来国家投入环保最多、推进环保力度最大的国家。根据致力于气候研究的中国气候变化交流中心2017年的调查，有94％的受访者支持中国实施《巴黎协定》，有96.8％的受访者支持中国政府参与国际气候合作。2018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8%，超额完成了当年的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2.6亿吨。
当西方人遇到社会问题时，他们首先做的是组织游行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促使整个社会和政府的重视，以便能推动问题解决。但是，能否解决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其政府能有多大的投入以及执行的力度。目前西方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包括气候问题在内，都由于在政治层面的僵局而无法推进。
显然，在这方面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中国政府近年来对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监管的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从最近各大城市开始实施的垃圾分类看到，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全力推行一整套的贯穿于今后发展进程中的世纪型的环保工程。实质上，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的迅速提升折射出的是中国制度的作用与效率。
当中国走向世界，世界开始更多关注中国时，很多对中国的不理解其实最终都是由于采用西方的标准来套中国的制度而造成的。翻开西方的政治学、历史学课本，对中国体制的表述仍然是陈旧的、老套的。看看今日西方媒体的那些报道，感觉似乎并没有走出冷战。
按照西方的理论排序，中国的体制理所应当地是排在西方的民主制之后，是落后于民主制，而且也一定要进化到类似于西方的民主制的。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说过：“工业连同民主以及后来产生的美国，都体现了生存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这是在误导，首先，因为它把历史变成了一部道德成功史，变成了一场由各个西方竞跑者向下一个接替者传递自由火炬的接力赛。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早在西方的体制形成之前就有了，而且关键还在于，它还是按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实践而向前演进的。美国的政治学家福山认为，就现代国家的起源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秦朝，因而，中国在国家能力、国家制度的发展上要远比西欧源远流长。
过去五百年来，随着西方的扩张，西方的政治学成为了普世的理论，这不仅使得西方自身在看中国时，沿用了这套理论和观念，也极大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认识。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向国外介绍中国的体制的重要性。最近，两名印度学者AshokGulati和SakshiGupta在印度快报（10.28）上发表了题为《印度可向中国学习三条经验》的文章，提出印度应当重视中国的三条经验，以提升农业生产水平。
这三条经验分别是，一、重视在农业技术和创新系统（AKIS）上的投入，其中包括农业研发和推广。二、重视对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支持。三、注重提升农民的直接收入。这三条经验的确抓住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足可见印度学者对中国农业是很有研究的。如果印度能够结合其本国的农业实践来借鉴这三条经验，一定会有利于推动其农业发展。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这三条具体的经验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体制背景下产生的。如果没有相应的体制的改革，三条经验是很难在印度全面推广的。
现在讨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在西方是一个时髦，一些印度学者也有趋同于西方的认识，即认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由民众选举的。这种观点误解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它关注的是政治制度的形式，而不是其功能和作用，以及这些功能是怎样形成的，从而忽略了中国发展经验中的制度因素。
中国一直是历史上的农业大国。政府的合法性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这主要是通过在水利建设中的领导来实现的。那么这个体制在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找到了为什么会有那三条经验的原因。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水利、公路等基础建设。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70年，中国在水利方面的投入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截止2018年底，建成的农村供水工程就有1100多万处，惠及9.4亿农村人口，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86%。
这些成就靠任何一家或几家私营企业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没有这样大规模、有组织的国家投入，中国的农业是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的。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发展与中国现有体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各方在借鉴中国经验时需要重视的。那些具体的经验的确体现了中国人在学习中进步，在进步中学习的精神，以及善于在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寻找解题之路的方式。但这些经验如果离开了中国的体制，可能就不一定能够成为经验了。
我和一些印度朋友讲，如果印度打算借鉴中国的经验，那么就需要首先从国家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农业治理体制，作出必要的改革和调整。
在中国还没有走向世界，相对比较封闭的时候，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体制的了解还基本上是“远观”。但是现在中国实力增强了，而且是通过改革开放释放出了制度的活力，做到了发达国家做到的，也做到了一些发达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这个体制的影响力因此就辐射到了全球，与西方的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我们无法回避，而且我们的智库也责无旁贷地要向世界讲解这个问题。
当下中国的智库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怎样才能更全面、更完整地向国外介绍中国的体制，讲好这个体制演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发展的体制作用。这是提升和改善中国话语权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重新构建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知识体系，需要中国与国外的学者共同努力。这个工作可能是艰难的，长期的，但是在中国目前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要比以往更加容易。我们的智库应当在这方面加大研究、交流与介绍的力度，只有在与西方更积极主动的互动中，才能进一步完善我们对自身体制的认识，并最终形成更为完整的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否则，我们就只能一直在西方的理论套路和话语体系中兜圈子了。
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光明日报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网、《智库理论与实践》杂志社联合承办。国内知名智库学者、社会贤达及媒体界500多位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网智库中国对本次论坛进行了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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