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春：确立面向世界的中国制度话语

（中国网记者 蒋新宇）12月17日，“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2019”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日报》总编辑周树春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以下是他演讲的主要内容。

周树春 《中国日报》总编辑

不久前，一则关于世界各地抗议事件的短视频被广泛转发，该视频出自一名美国女记者之手。她在视频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在抗议事件中的人被定义为“抗议示威者”或“暴乱暴徒”，完全取决于地点，比如取决于抗议事件是在香港还是在巴黎，在巴黎就是暴乱，在香港就是抗议，不仅是抗议，还是民主抗议。

这一“地点标准”背后实际是“制度标准”。视频中指出，凡是抗议美国不喜欢的政府，在媒体舆论中都得到“英雄礼遇”。因此，跟中国有关的类似情况，往往会被鲜艳地贴上“民主抗议”标签。

因为制度差异，西方舆论对中国从来都是充满偏见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确立面向世界的中国制度话语，这个问题比以往更加重要、更加紧迫，现在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条件和基础来解决这一问题。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结论是：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及政府施政的认可度较高，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各国对中国的好感度进一步趋于分化。这个情况的核心和关键都在于制度。

第一，“制度自信”进入新阶段。

从国内来讲，若干年前在“道路”和“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一定范围的模糊认识，甚至存在争议，而现在可以说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和信心。

从外部来讲，过去几十年西方关于中国的舆论基本是一种“垮台论”和“威胁论”的交替循环。西方的“垮台论”是当真的，就是真的以为中国制度会垮台，但是“威胁论”还比较牵强，实际心里并不是真的感到威胁。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垮台论”基本上已经讲不起来了，但“威胁论”让西方感觉到了真实的焦虑。

是否可以这样解读？——中国制度不仅垮不了，而且还非常有竞争性。如果客观上存在制度竞争的话，那么中国制度不是输家，是赢家。

第二，构建话语体系需要进入新阶段。

最近，同两位外交官交流，一位是中国外交官，他说什么是强起来？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就是要在基本解决挨打、挨饿的问题之后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一个是外国外交官，他说现在中国确实很强大，但是中国的软实力不强。核心问题仍是制度问题。所谓“挨骂”针对的实际上仍是制度，软实力的核心也在于制度。

出于一种制度优越感，在一定意义上，一些西方舆论在制约中国问题上，是想把制度话语作为一招致胜的话术，好像一讲民主、自由、人权，他们就能想当然的、天然的占据道德制高点和话语制高点。如果在过去还没有发展起来时，我们还不够理直气壮的话，那么在发展起来的今天，中国有理由、有条件把发展优势转化为 “话语优势”，而其关键就在于确立一种能够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制度话语。反之，如果不确立这样一种制度话语，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挨骂”问题。

“怎么确立？”是一个无比复杂的命题，也必然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奇迹”概括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确立面向世界的中国制度话语就是揭示中国发展成功背后的制度成功。以前有学者用“中国做对了什么”来概括和解释中国发展，现在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总结。要把我们的制度自信变成能够说到世界上去的制度话语，应该做到以我为主和融通中外相统一，首先需要在三个维度上更好地做好话语功课。

一是，从中国以发展为重心的战略导向去阐释中国制度。

制度问题究其本质是政治学基本问题，如“国家和制度是从哪里来的，是干什么的？”，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的根本指导思想上存在根本不同，所以不可能完全讲到一起去。但是面向世界的话语，就必须在世界上得到认同。就需要体现内在的逻辑力量，从融通中外的角度确立制度话语，实际上就是展现中国制度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问题上，西方实际一直是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目标和标准。在这个理论陷阱和话语陷阱当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就永远没有制度进步可言。一个国家实行什么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同志讲，什么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哲学当中，中国制度是要能够解决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发展是硬道理。

前不久香港《亚洲周刊》刊登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是发展主义，美国是内耗”。时间是最好的考验，当美国陷入历史上最尖锐撕裂的时候，中国在不断做大蛋糕，化解各种风险矛盾。对未来的预期，中国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正面的，但是在美国大部分人的答案是负面的。发展主义是西方政治概念，中国制度带来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这在西方的政治概念中也足以说明中国制度的“正义性、合法性”。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国制度，我们完全可以讲清楚。

二是，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定向去阐释中国制度。

英国保守党领袖Johnson，在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他在演讲台上的标志性口号是“人民政府”，这让我们想到，新中国的政府从建立第一天起就是毛泽东宣告的“中央人民政府”，英国政党领袖打出“人民政府”的旗帜肯定觉得这是正义的口号，但比较一下谁更是人民政府呢？从两方面看，一是事实经验层面，一个政府、一个制度给人民带来了什么？皮尤中心把美国中产阶级定义为家庭收入在全国收入中位数的2/3到2倍的区间，一些城市3.9万美元以上就可以列入中产阶级，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229个大都市区当中有至少200个以上出现了中产阶级比例下降的情况，报告称，甚至有些地方的中产阶级“消失”了。

在中国，有些人口群体也在“消失”，那就是贫困人口，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说：“减贫是最好的中国故事，把中国的减贫故事讲好就能有效瓦解关于中国制度的各种偏见和误解。”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中产家庭就是现在的收入水平，几十年过去了没有变化，但美国GDP在增长，所以皮尤研究中心认为，是因为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以至于大部分人没有享受经济增长。在中国，几十年前一个中国家庭的收入是什么水平？现在是什么水平？虽然也存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但是不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都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个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带给人民的，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深刻的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变化，包括个体尊严和权益保护，包括生活选择权，也包括政治参与。实际是在不断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另一个层面就是逻辑层面，其中最实质的是要讲清楚这个制度中党和人民的政治逻辑关系，也就是人民地位的制度逻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怎么跟外国人说清楚？从制度文明的角度是否可以这样讲，实际就是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这个制度当中存在的意义，也就是人民在这个制度当中的地位。这个制度的初始设置就应该是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而生、而长，不能有自己任何的私利，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但这个初心和使命是与生俱来的，也必须始终保持下去。所以就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地讲，这不是一种政治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制度必然性。

三是，从以创新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取向去阐释中国制度。

如果说在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实现了最大制度进步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发展奇迹，但更根本的，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是人类制度史上规模最大、意义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创新实践，没有制度创新，一切变革和进步就无从谈起。

对于不了解，特别是没来过中国的人，谈到社会主义中国，英文是Communist China，他们头脑当中存在或出现的成见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的特定形象，封闭、落后、僵化、不开放。但是今天的中国，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是世界上最充满活力的制度创新大国。首先体现在实践精神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学习精神，中国要做学习大国。过去几十年中国就是敞开胸襟向世界学习，包括制度建设，中国制度有优越性，很重要一点就是吸收了人类制度文明一切有益经验。

改革精神，破除一切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所有体制机制障碍的破除都是改革，都带来制度进步。当今世界，哪个西方国家有勇气去推行改革、创新制度？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先进的制度文明。今天，中国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在根本上也是制度优势使然。

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光明日报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网、《智库理论与实践》杂志社联合承办。国内知名智库学者、社会贤达及媒体界500多位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讨论新时代的中国思想与世界变局。中国网智库中国对本次论坛进行了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