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化：强大的大都市医疗能力为何如此脆弱？

周牧之 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

编者按：为什么坐拥强大医疗资源的大都市会被新冠疫情瞬间击溃？全球化以及国际大都市未来会向何处去？在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之际，周牧之教授撰文深度剖析和展望。

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

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排名表

根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云河都市研究院发布覆盖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武汉、济南、郑州、南京、太原名列该辐射力排名前10位城市，天津、沈阳、长沙、西安、昆明、青岛、南宁、长春、重庆、石家庄排名第11-20位，乌鲁木齐、深圳、大连、福州、兰州、南昌、贵阳、苏州、宁波、温州排名第21-30位。

医疗辐射力着重评价城市的医师与三甲医院资源。该辐射力排名前30位的城市集中了全国15%的执业(助理)医生、30%的卫生机构床位和45%的三甲医院。中国的医疗资源，特别是高端医疗机构向医疗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集中的状况十分显著。这些名列前茅的城市凭借优质的医师资源和一流的医疗机构，不仅服务市民的卫生健康，还为周边乃至全国的患者提供高端医疗服务。

那么世人必然疑惑，为什么即使是像武汉这样拥有丰富医疗资源的医疗辐射力排名上位城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会陷入无法对患者进行有效救治的“医疗系统崩溃”？未来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流行病的爆发？

新冠疫情拷问全球城市医疗能力

武汉是新冠疫情危机首当其冲的城市。武汉以27家三甲医院，近4万名医师，5.4万名护士和9.5万张卫生机构床位，名列“中国城市医疗辐射力2019”全国排名第6位，比前一年更提升了一个位次。然而，如此强大的武汉医疗能力却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重创下，被瞬间击穿。这一现象着实值得深究和深思。

无独有偶，国际大都市纽约的医疗能力同样被新型冠状病毒瞬间击溃。4月8号宣布进入“紧急事态”的东京都，目前也面临着医疗系统崩溃的威胁。新冠病毒正在残酷地拷问全球城市的医疗能力。

导致城市陷入“医疗系统崩溃”有以下三大原因。

（1）挤兑灾害

新冠疫情的一个特征是感染人数的爆发性增长。特别是疫情爆发初期，迅猛增长的患者人数和社会性恐慌导致大量患者和疑似患者涌向医院寻求检测和治疗。远远超出医院处理能力的挤兑造成医疗现场混乱，使医疗资源无法有效地向重症患者救治集中，严重影响医疗救助的效率和质量，是拉升致死率的重要原因。更加严重是，挤兑造成患者、疑似患者甚至家属长时间拥堵在医院的密闭空间，引发大量交叉感染（又称：院内感染），进一步扩大疫情灾害。

从“每千人医师人数”来看，已经沦陷为疫情重灾区的意大利，每千人医师人数多达4人，其医疗人力资源其实在国际上也属较高水准。但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却仍然无法避免严重的医疗机构挤兑灾害，引发医疗系统崩溃。米兰市所在的伦巴第大区的新冠感染人数3月2号突破千人，14号超过万人，到3月末超过4万人，呈现爆发性增长。严重的挤兑灾害导致很多重症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截止4月15号,意大利新冠确诊人数超过16万人，死亡人数超过2.1万人，病死率（死亡人数/确诊人数）高达13%。

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和中国的每千人医师人数分别只有2.6人、2.4人和2人，医疗人力资源水准都低于意大利。

得益于中国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市，武汉的每千人医师人数为4.9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纽约州的每千人医师人数为4.6人，与武汉相当，医疗人力资源向大都市的倾斜在美国也十分显著。然而，以武汉和纽约的医疗人力资源，都没有能够逃脱新冠疫情爆发的挤兑灾害。截至4月8日，中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人数的77%集中在武汉，其中很大部分应该是挤兑灾害造成。

作为日本首善之区的东京都，每千人医师人数为3.3人，低于武汉、纽约的水准。所以一开始，日本政府就把如何避免医疗机构挤兑灾害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策略的重中之重。为此政府极力引导人们在疫情中尽量少去医院，甚至不惜以严格控制新冠检测来限制就诊人数。目前日本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院内感染造成的疫情扩大，另一方面将医疗资源有效地应用在重症患者身上，拉低了致死率。截止4月15日，日本新冠患者的病死率被抑制在2%。从“每十万人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来看，截止4月10号，与西班牙的33.06人，意大利的30.25人，法国的18.25人，美国的5.04人相比，日本只有0.07人。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日本通过控制挤兑灾害，避免了医疗系统的崩溃。

但是由于过分限制检测人数，使得无症状和轻症患者得不到及时发现、隔离和治疗，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无症状和轻症患者的不透明性为日本的抗疫前景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随着宣布进入“紧急事态”，日本也调整政策，从严格控制检测，开始转向扩大检测数量。

（2）医护人员大量减员

病毒的感染造成医护人员的大量减员是新冠疫情的另一大特征。

疫情爆发初期，各国都存在对新冠病毒传播特性缺乏认知，以及口罩、防护服、负压病房等防护资源短缺等问题，给医护人员增添了巨大的感染风险。这种情况使得检测采样、插管等本来就存在暴露风险的医疗行为变得更加危险。因此，各国都出现了由于感染导致的医护人员大量减员。使得在疫情爆发下本来就紧缺的医护人员资源遭受打击，进一步加剧了挤兑灾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信息，截止4月8号，52个上报国家的数据显示，共有22,073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实际上情况更加严重, 截止4月15日，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个国家就分别已经有26,672名和15,000名医护人员遭受新冠病毒感染。

不光在救治过程中存在风险，庆应大学病院实习医生聚餐引发的医护人员大量隔离和感染，也给东京当下本来就高度紧缺的医疗人力资源造成重大打击。

具有超强传播性的新冠病毒，严重威胁医护人员的安全，削弱医疗能力，是将城市推向医疗系统崩溃的巨大黑手。

因此如何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是这次抗疫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

（3）病床严重不足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从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到检测试剂、呼吸机、ECMO（人工肺）等，各国都出现了医疗资源紧缺的现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病床的严重不足。由于新冠病毒传播性超强，为了防止感染扩大，新冠患者需要隔离治疗,特别是重症患者需要在加强护理病房（ICU:Intensive Care Unit）进行治疗，但是病床严重不足的现象却非常普遍。

从“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来看，日本高达13.1张，属全球最高水准。拥有12.8万张病床的东京，每千人床位数为9.3张。即使如此，东京目前已经出现病床严重不足的状况。

与东京相反，意大利每千人医师人数虽然较高，但是每千人床位数却只有3.2张。美国的每千人床位数更仅为2.8张，纽约州比其全国平均水平还要少，只有2.6张。显然，病床不足成为制约医疗机构收容能力,是使新冠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的瓶颈。

中国的每千人床位数为4.3张，虽然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却高于意大利、美国的水准。特别是武汉拥有9.5万张病床，每千人床位数高达8.6张，已经相当接近东京的水准。但是武汉在新冠疫情初期也曾经受困于病床的严重不足。

其实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病床都具备接收新冠患者的隔离要求，加上爆发性的挤兑，病床不足的情况就显得尤为严峻。

武汉在国家的支持下迅速营建了高隔离等级，配备专业救治设备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两座能够收治重症患者的医院分别拥有1000张床位和1600张床位。此外，武汉还将体育场馆改建成16家方舱医院，快速提供了1.3万张防菌防疫等级达到三甲医院水平的床位，实现了轻症患者的收治分流，使高端的医疗资源能够向重症患者集中，缓解了挤兑灾害。

通过建设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来快速解决床位不足，武汉这一经验值得世界参考和学习。

现在日本由于床位不足，不得不让一些确诊患者居家隔离，其实这种做法极其危险。首先居家隔离使患者的家庭成员处于危险之中，可能导致家庭内部的聚集感染。其次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的专业治疗，无法及时掌握病情的进展情况，可能耽误病情恶化下的及时转诊救治。

因此东京正在将酒店和会展设施等改造成为轻症患者的隔离病房，分流轻症患者，缓解医院压力。东京更严峻的问题是ICU的紧缺，日本“每十万人ICU病床数”只有5张，与美国的35张，德国的30张，法国的12张，意大利的12张，西班牙的10张相比，差距甚巨。东京都目前只有764张ICU病床，折合成每十万人ICU病床数也仅为5.5张。未来能否确保足够收治重症病人的床位是东京能否避免陷入医疗系统崩溃的一大关键。

为了缓解疫区床位的紧张，各国采取的措施简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美国甚至派遣海军的医疗船驰援疫区。在3月下旬特朗普总统分别将仁慈号（USNS Mercy）和安慰号（USNS Comfort）医疗船派往洛杉矶和纽约，为两地提供了具有1000张高等级床位的整建制海上移动医院。虽然两艘医疗船的床位并不一定适用治疗新冠病人，但是通过大量收治普通病人，能够缓解综合医院的病床压力，为这些医院治疗新冠病人提供更大的空间。

紧急进口“医院”也成为一种新的选项。新冠疫情下床位严重缺乏的韩国直接从中国的远大集团进口了整座“芯板火神山医院”。远大运用不锈钢芯板装配式建筑，快速为韩国营建了配备全新风系统和臭氧技术，具有最高等级防止交叉感染的负压隔离病房。第一期工程在当地只用了两天的装备时间就可以直接投入使用。

从全球失败(global failure)到全球抗疫

感染性疾病曾经是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最大的杀手。例如，1347年在西西里群岛爆发的黑死病，20年间导致欧洲2500万人死亡。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2500万~4000万人死亡。

百余年来，随着抗菌药、疫苗的发展和普及，天花、小儿麻痹症、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破、伤风、百日咳、白喉等曾经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感染性疾病大部分都被灭绝或者得到了控制。1950年代以后在发达国家，肺炎、肠胃炎、肝炎、结核、流感等感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急剧减少，癌症、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成为主要的死因。

对感染性疾病的防疫和治疗所取得的胜利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但主要死因的交替也让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医疗体系的重心从感染性疾病转向了慢性疾病。结果导致各国目前在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治疗上的资源投入过小，同时更造成现有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应对慢性疾病的结构性问题。

从现有医疗资源上来看，无论是医疗人员的专业背景，还是设备配置，甚至整个医疗体制都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的爆发。因此，在与新冠病毒的遭遇战中，即便是武汉、纽约、东京这些坐拥巨大医疗资源的大都市也都措手不及，付出惨重代价。

比尔·盖茨早在2015年就警告世人，对病毒感染性疾病投入过少，会酿成全球性的失败。新冠病毒疫情之祸不幸印证了比尔·盖茨的预言。

（1）从全国驰援到全球驰援

针对武汉医护人员的严重不足和大量减员，中国依靠强大的动员能力，从全国迅速调集了大批医护人员增援。驰援武汉医护人员最终达到4.2万人，这一举措迅速缓解了武汉的医疗压力。

一个国家能否对疫区实现迅速和有力的驰援，是决胜新冠疫情一个关键，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具有这样的能力。从纽约、东京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在医疗资源相对殷实的发达国家也很难做到动员足够数量的医护人员及时增援。

更让人担心的是那些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且不说非洲，就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来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每千人医师人数仅为0.8人和0.3人，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也分别只有0.5张和1张。这些本来就医疗资源稀缺，又没有足够国家驰援能力的国家，新冠疫情爆发所造成的挤兑灾害有可能会异常惨烈。因此，如何组织全球性的驰援力量迫在眉睫。问题是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本身现在正深受新冠疫情荼毒，一时无暇他顾。此时此刻，中国对外的医疗援助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2）暴发性科技进步

国家紧急事态、封国、封城、外出自肃、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等，各国目前采取的这些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着眼点都在于大幅度减少和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阻断病毒的传播。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能真正根绝病毒的危害。因此即使疫情暂时得到控制，取得的成果也非常脆弱，下一轮爆发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真正地稳固战果还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在12天内升级了6代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检测时间从2天缩短到1天，再缩短到6小时，又缩短到3.5小时，再缩短到1.5小时，现在更变成了5分钟，准确率高于95%。廉价、快速、准确的检测方式使大规模筛查成为可能。

简捷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方式也已经在美国问世，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全民实施新冠病毒抗体的检测。当然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的开发也在各国紧锣密鼓地进行。

新冠疫情正在激发相关科技的爆发性进步，只有掌握了从检测、特效药到疫苗的三大法宝，人类才真正敢言可以控制和战胜新冠疫情。

危机也是转机，近现代每一次全球性的战争和危机都给人类带来了重大的转机和爆发性的技术进步。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航空产业的发展、开启了核工业的大门；冷战不仅催生了航天宇宙技术的开发、还奠定了网络技术的基础。

疫情造成的特殊紧迫感不仅会加速技术进步，而且还可能拓展技术路径，使一些过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技术路径脱颖而出。例如中医，由于在武汉的抗疫过程中表现卓越，正在得到全球的关注。新冠抗疫有可能成为中医真正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

臭氧也是一个由于偏见一直被忽视的技术路径，笔者早在2月18号就撰文呼吁关注臭氧的灭菌杀毒性能，倡导用好臭氧抗击新冠疫情。日本有实验证明，在封闭的环境中病毒通过飞沫传播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封闭环境的18.7倍。因此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疫情对策是呼吁国民尽量避免密闭空间、人员密集、近距离密切接触的“三密”环境。如果能够在臭氧传感器研发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像控制温度一样廉价、自如地控制臭氧浓度，就有望通过利用臭氧在有人情况下灭菌杀毒，解决室内空间的病毒感染问题，将人们从交往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全球共战新冠疫情一定会引爆一场巨大的科技进步，推动大批产业的更新迭代。

（3）全球化不会停顿

新冠疫情全球性爆发以来，各国都在切断国际间的人员往来，封锁疫情爆发的城市，全球化被瞬间熔断。对全球化未来的担忧，对大城市化的疑虑，甚至否定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

的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间人员往来极速扩大，国际旅游人数从30年前的年4亿人次，猛增到2018年的14亿人次。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化更是世界性的展开。从1980年到2019年全球人口净增25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17座，期间这些城市中净增人口合计多达6.3亿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超过千万人的超大城市也从1980年的5座猛增到今天的33座。而且这些超大城市大多是国际交流的中心，是引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都会，它们的人口合计多达5.7亿人，占到世界总人口的15.7%。

高密度的航空网络和大量的国际间人员来往让新冠病毒瞬间传播扩散到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c）。许多人口众多、国际交往密集的国际大都市更是沦陷为疫情爆发的重灾区。

但是必须清楚认识的是，新冠病毒全球性扩散的真正原因不是在于国际间人员交往的速度和密度，而是在于人类长期以来对感染性疾病威胁的轻视。

其实，全球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感染性疾病扩散的威胁。从大航海时代到今天，人类一直都在与感染性疾病博弈，期间曾经付出过多次惨重的代价。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压制感染性疾病中取得的成绩，导致发达国家和世界组织出现了长期轻视感染性疾病威胁的倾向。

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2020”（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列举的未来十年全球可能发生的十大风险排名中，居然没有感染性疾病的问题，而未来十年对全球影响最大的十大风险排名中感染性疾病也只是忝居末位。

不幸的是与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相反，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就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同时我们也要乐观地看到，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启动全球对病毒感染性疾病的关注和投入，必将引发一场爆发性的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最终一定能够克服病毒感染性疾病对人类的威胁，让全球性的失败走向全球性的胜利。

新冠疫情不会终止全球化和国际大都市化，而是会在阵痛之后孕育出更好的全球化和更健康的国际大都市。

（声明：以上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