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结构分化严重、短板效应可能显化——需要落实“六保”任务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疫情影响的异质性导致经济结构分化严重，短板效应显化从而开始触及底线。不同于经济系统内的危机，外生疫情冲击下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受影响的严重程度和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疫情对特定经济活动和脆弱群体的冲击更为剧烈和持久，导致在总体经济回落过程中的结构分化现象严重，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绩效极度恶化，失业风险触及底线。

（1）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各主要行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行业出现较大幅度负增长。1季度，一、二、三产增加值同比分别负增长3.2%、9.6%、5.2%。其中，部分行业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制造业、建筑业分别负增长10.2%、17.5%，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负增长35.3%、17.8%、14.0%、9.4%。相比之下，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受疫情冲击程度较小，1季度仍然保持较快正增长，同比增速分别为6.0%、13.2%。

从疫后恢复的角度看，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以来，不同产业的恢复节奏也有差别，相比第二产业的强劲反弹，第三产业总体较为低迷、短板凸显。第二产业用电量累计同比跌幅从2月的12%缩小至4月的6.1%，连续2个月较大幅度回升，当月同比增速已经由负转正；相比之下，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跌幅则从2月的3.1%，扩大至4月的8.1%，连续2个月跌幅扩大。究其原因，服务业既具有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特征，还具有消费的接触密集型特征，叠加居民压缩非必要消费需求，恢复速度较慢。特别是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在1季度消费旺季承担了更大的损失，在2季度又迟迟难以达产，可能诱发局部性的经营风险和失业风险。

（2）疫情冲击下，不同群体就业和收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所在行业和企业类型受疫情冲击较大，失业风险显著加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1、吸纳就业的主力在1季度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且受疫情影响的持续期较长，使得失业率与总体经济增长的稳定关系受到破坏，失业风险远大于GDP跌幅所揭示的水平。1）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吸纳了中国4亿人就业，但承受疫情冲击的脆弱性最高；2）从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的行业分布特征看，主要集中在疫情冲击的敏感行业，行业增加值在1季度的跌幅显著高于经济总体跌幅，进一步加大了失业风险，且难以实现向目前正增长的行业转移。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19年所吸纳的就业规模分别约为15700万人、3200万人、3300万人，而这三大行业在1季度的增加值跌幅分别达到17.8%、35.3%、9.4%，显著高于第三产业5.2%的总体跌幅。尽管1季度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了较快正增长，但失业人员显然难以向这些行业转移。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建筑业所吸纳的就业规模分别约为6300万人、1900万人，而这些行业在1季度的增加值跌幅分别达到10.2%、17.5%，也高于9.6%的工业总体跌幅。特别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服装、家具、鞋靴、玩具、箱包等，前5个月出口累计同比跌幅均在两位数以上。

2、以上情况在农民工的就业分布中也有类似表现，使得相比城镇户籍人口，农民工群体就业和收入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更大。1季度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同比负增长30.6%，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负增长7.9%，两方面因素合计，1季度农民工群体可支配收入下降约4成。考虑到2019年2.91亿农民工总量和其中1.74亿外出农民工，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下滑压力巨大，可能产生中长期影响。

因此，总体来看，在居民收入下滑的同时，社会失业风险显著加大，对未来就业质量和居民收入预期也产生不利影响。2020年前5个月，城镇新增就业较去年同期下降23%；城镇调查失业率于2月和4月两次突破6.0%，分别达到6.2%和6.0%，5月份为5.9%，较去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随着疫后农民工返城和高校毕业生就业高峰来临，未来失业风险还可能进一步显化。例如，年初以来，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急升后稳”的走势不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稳步上升，从1月份的5.2%持续提高至5月份的5.9%，说明随着经济持续低迷，大城市的就业韧性也开始受到挑战。5月份，全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上升1.7、3.3个百分点，显示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考虑到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874万的历史新高，随着高校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失业率可能会继续上升。同时，目前就业不充分现象也比较明显。5月份，1.2%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而未就业状态，高于正常水平。事实上，我们的草根调研表明，酒店餐饮、批发零售等行业的就业不充分现象要远高于以上数字，存在大量的隐形失业问题。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在城镇调查失业率的统计数据之外，农民工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的超级问题！4月以来，农民工返城情况较3月份有一定好转，但总体水平较往年仍然显著较低，更严重的是，4月中旬以来，开始出现返城农民工的二次返乡潮，占比从4月6日的3%左右持续上升至5月22日的超过7%，返乡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人。这难以反映在现有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中，但却隐含着巨大的民生和社会风险。而且，返乡农民工集中在几个重点劳务输出省份，无疑会进一步加大当地就业和社会压力，值得高度重视。

（3）疫情冲击下，不同地区由于经济结构差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地区短期下行压力较大。一是以湖北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地区，包括河南、安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1季度GDP跌幅位居前列；二是部分东部沿海地区受出口需求下滑影响，1季度GDP增速出现较大下滑；三是环渤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宁、山东，近年来本身具有经济下滑压力，叠加疫情冲击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受疫情冲击较小，1季度经济跌幅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平衡率普遍下滑，特别是中部地区财政收支矛盾恶化，需关注基层运转风险。1季度，全国各地区的财政收支均出现缺口，近八成地区财政平衡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下滑。其中，东部地区财政平衡能力较强，财政平衡率均高于50%；中部地区受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影响，收支矛盾加剧，平衡率均低于50%，其中，处于疫情“震中”的湖北虽得到较多中央财政补助，但缺口增幅仍高居全国首位，平衡率处于中部地区最低水平34.9%，河南、湖南等与湖北相邻的中部省份收支缺口同样位于全国前列，财政平衡率不足40%；西部地区及部分东北地区如云南、宁夏、黑龙江、甘肃、青海、西藏财政平衡率不超过30%，源于财政实力较弱。

执笔人：刘晓光、刘元春、闫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