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基固本深化改革开放、顺势利导把握战略机遇期

从中长期的视角出发，在短期稳定经济的基础上，需要强基固本深化改革，顺势利导把握先机。在疫情的剧烈冲击下，有四方面的基础需要继续巩固。

1、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巩固疫前TFP企稳回升的不易成果。

近年来，随着改革攻坚取得成效，制度红利开始加速上扬，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企稳回升，但是新一轮的改革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尚未承担起拉动中国经济常态化增长的重任。如下图所示，目前新一轮的制度红利正在加速构建并开始筑底回升，推动TFP有所改善。具体来说，随着前一轮改革红利释放殆尽，TFP增长率从1992-2007年的3.4%逐步回落到2008-2016年的-0.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9.9%回落至-4.7%，但是，随着新一轮改革红利释放，TFP增长率企稳回升，从2016年的-0.5%回升至0.8%和1.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7.3%回升至11.0%和19.5%。其中一个表现是，营商环境改善持续，创业创新热情高涨，微观主体活力增强。2019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2377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2万户，活跃度达70%，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1.2亿户。

图72中国TFP增长率及其增长贡献率变化趋势

但是，目前TFP的改善幅度仍难以主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承担起拉动经济常态化增长的重任，深化改革调整的任务依然艰巨。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剧烈短期冲击下，严格的疫情防控举措以及规模性疫后刺激政策都可能对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求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使得近年来改革攻坚所取得效率提升效应出现明显的下滑。因此，在经济复苏全面完成后，必须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加快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激发市场经济活力。特别是细化和落实上半年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两个纲领性改革文件的具体实施方案，开启新一轮以推动形成国内市场大循环为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巩固疫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企稳回升的不易成果。

2、生产能力未受破坏、工业企业资产负债表整体稳固，需要继续巩固我国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分工和贸易优势地位，即中国独一无二的综合优势基础。

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疫情冲击下，中国工业经济的韧性得到了充分展现，金融市场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资产负债表稳固、没有出现明显恶化。但是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在宽信用政策的刺激作用下，债务风险也将持续累积，需要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继续增强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其中的关键在于，新增加的债务能够传导至实体经济、形成有效资产，避免脱实向虚。

图73疫情冲击下中国企业资产负债表保持稳健

在此基础上，需要继续巩固中国在当前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分工和贸易优势地位，它来源于中国独一无二的综合优势基础。既有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并不是单个国家遵循自身利益自大化的逻辑构成，而是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动力需求长时间的互动博弈决定的，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需求的自然演变结果，并不是由单个国家的自私自利政治诉求可以随意决定或改变的。中国能够成为此轮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世界低端工厂”的核心平台，本质上是由中国所具备的独一无二优势的综合优势汇集而成，是全球多数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共同选择结果。中国具备的独一无二优势具体表现在：一是中国在很多制造业部门的产业链、产品链体系中，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国内生产制造体系。而且，中国由国内众多的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演变而来的产业链集群，使得中国产业链、产品链集群和综合配套能力方面的优势全球独一无二。随意搬迁的跨国企业必然会造成自身配套环节的产业链、产品链断裂现象，或者极大地增加物流成本，或者增加生产成本。二是虽然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一直处于持续上涨态势，已经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但是，从工作工资收入和工作效率性价比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和综合成本优势全球领先，再叠加相对具有劳动流动性较为宽松的用工习惯制度和对简单工作所具有的持续忍耐力等因素的情形下，劳动力综合优势仍然全球独一无二。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相比，具有相对领先优势，利于制造业部门物流成本的持续降低和全区域、全领域布局。而且，中国已经在新基础设施方面特别是数字经济等方面集中加速发力，不仅不会降低中国基础设施的全球领先优势，还会扩大中国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领先优势。四是全球新冠疫情极大地冲击和削弱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部分制造业环节迁回或回流到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能力。全球新冠疫情几乎对全球所有国家所有企业的市场销售和盈利能力造成负面冲击，而搬迁企业会需要企业重新进行大量投资，在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下多数企业已经丧失了短期内实施大规模投资的激励动力和能力，而且，对率先进入经济复苏阶段的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会进一步强化。五是中国持续扩张的市场消费需求成为吸引众多国家企业投资的重要场所。最为关键的是，在未来15年之内中国的人均GDP实现再翻一番发展目标，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也会再扩一倍，到时中国必然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最大消费市场。抛弃了中国消费市场，就可能意味着抛弃了全球市场，企业就会失去了利用市场规模经济来实现巨额创新研发投入和市场回报之间互动机制的核心支撑。事实上，从如今的在华外国企业的经营行为来看，70%的产品是销售到中国本土市场，而30%的产品才是满足出口市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行为由此可见一斑。综合而言，继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综合优势，就能够经得起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技术封锁和科技创新遏制行为的较长时期的博弈对阵。

3、传统产业接受洗礼、前沿产业逆势增长，在稳健复苏的继续上，需要谋求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新机会，培育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疫情冲击下，中国传统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提升，特别是在生存压力的驱动下，许多产业和市场主体寻求与新技术、新平台的合作，改进生产效率、扩大销售渠道、降低运行成本，“互联网+”模式、“直播带货”模式、“共享员工”模式等新模式、新业态兴起，开始真正融入传统产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日常经营之中。这些由疫情危机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尝试，并不会随着疫情结束而全部退出舞台，而可能作为传统产业受到的一场“洗礼”，未来长久发挥作用，提升企业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潜力。

同时，疫情冲击下特别是疫后修复期，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新兴产品高速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8.9%，连续3个月保持高于疫情前的增长水平；1-5月份累计同比增长3.1%，比1-4月份加快2.6个百分点。5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8%，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6.4%，汽车制造业增长12.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2.9%。

图74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逆势增长

从投资情况看，相比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负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逆势增长。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9%，比全部投资增速高8.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7%，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17.5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0.5%，比全部服务业投资增速高4.4个百分点。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实现较高速度增长，1-4月份累计，生物药品制品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5.4%；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8.0%、25.6%、12.5%。

图75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需要谋求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新机会。中国在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尚未得到彻底培育和构建，使得中国在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处于被“卡脖子”式的技术封锁和遏制地位，对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体系安全策略造成短期内的重大冲击和风险。依据我们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发现，当前制约中国国家产业链安全的35项“卡脖子式”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既表现在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也表现在中国的高技术产业部门，更是体现在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部门，同时，深刻定着中国在未来新一轮即将破茧而出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前沿优势和领先位置。然而，导致中国在这些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能力不足的因素，既在于中国国家层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持续性高强度投入不足，也在于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持续性高强度投入动力严重缺失，既在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长期并未到彻底解决，也在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机制体制顽疾尚未有效扭转，既在于微观企业从事长周期的巨额研发投入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动力和能力严重不足，也在于中国尚未形成激励企业唯一依靠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来谋求市场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的外部制度环境。因此，在全面推进综合性机制体制改革的前提下，仅仅就中国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全面突破角度而言，就蕴含着大量的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机会，蕴藏着巨额的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创新研发投入机会。这也是中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方向，更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基础所在。

在此基础上，谋求发展与中国迅速扩张和升级的国内高端需求市场相互支撑的全球有影响力的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华为企业的崛起以及美国针对华为企业的打压，深刻揭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规律是，一国所拥有的具有前沿创新领先能力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数量多少，既决定了该国在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中的控制能力和利益博弈能力，也决定着一国的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领先地位。需要关注的基本事实是，一国能否拥有众多数量的具有全球领先能力和垄断优势的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既与一国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持续性高强度投入密切相关，更与企业层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持续性高强度投入直接相关。事实上，如今的全球高科技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越来越向创新链前段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自主能力延伸，只有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持续的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才能真正获得和维持自身的全球核心竞争力。因此，从主动影响乃至创造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角度来看，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最优手段是采取“以攻为守”谋略，主动培育和发展出具有真正市场导向的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进而深度参与和能够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分工体系和利益分配格局。而且，随着中国国内需求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不依靠国外市场而仅仅凭借中国国内规模相对庞大的高端需求市场容量，中国就可以培育和发展出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形成中国独特的企业高强度研发投入和依靠本土高端市场获得创新回报补偿之间的国内良性循环机制，从而实现依靠“国内循环机制”再到“全球供应链循环机制”的相对低难度转换。因此，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新技术新产业新动能的主要载体之一，就是必然培育和发展出一批具有全球有影响力的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这决定中国今后在全球化视角下谋求新动能的成败。

4、规模优势更加凸显、需求增长潜力巨大，未来需要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打破模式依赖桎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发展提升以我为主的国内市场大循环。

在海外疫情加速蔓延和国际经贸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面对全球供应链体系收缩现象，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的根本保障。2020年5月1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最终结果，按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我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比当年汇率法GDP高7.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176个经济体）第1位，比美国略高0.5%，占世界经济总量119.5万亿美元的16.4%，占亚太区的50.8%。同时，我国2017年人均GDP为14150美元，位居世界第90位（汇率法下为第79位），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5.3%，美国的23.6%。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2019年GDP规模达到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凸显，这既是中国应对疫情冲击的基础所在，也是未来创新发展的立足点。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达到129家，超过美国（121家）和日本（52家），首次位居世界第一，具有标志性意义。不过，500强企业排行榜是按照销售收入的规模来排名的，从盈利指标来看，中国企业从做大到做强还有进步空间。2019年上榜的中国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3%，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9.9%，分别低于全球平均的6.6%和12.1%。

从中期视角看，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和蔓延的巨大冲击和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催生的贸易保护主义激化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依仗和依赖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处于一个根本性的收缩、调整和重构的战略过渡期，需要适度转向内需驱动为主的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基于长期的深入调研和思考发现，一旦某个企业习惯于满足国外消费市场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就一定会形成对出口的依赖式发展模式，想要转型为满足国内消费市场的内需导向发展模式，几乎难以实现。微观企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一旦某个国家形成了出口导向式或出口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就有可能难以转向内需驱动式的发展模式。而我们恰恰认为，出口导向式或出口依赖型的发展模式，由于必然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出口锁定效应和利润压榨效应，只能支撑出口国家特别是出口大国从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而难以支撑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而且，发达国家愈发采用“出口换市场开放”策略，强迫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打开本国高端市场，利用发达国家产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长期积累起来的信誉，占据发展中国家的高端市场需求，切断了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土消费者市场需求规模来培育和发展本土高技术跨国企业的内部循环机制，迫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到“本土企业处于出口低端环节、本国高端市场被国外高端产品占据”的扭曲型发展模式，进而使得出口依赖型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转向内需驱动型的发展模式。然而，全球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竞争对全球既有的供应链体系造成的短期收缩效应，在全球经济今后一段时期内处于大停滞，全球贸易规模今后一段时期内处于大收缩和大衰退的特定情形下，中国出口处于一个特定的停滞乃至逐步收缩阶段，在外部激励约束下，需要中国经济和企业更好地谋划和实现内需驱动型和自主创新驱动型的内生性增长模式。

谋求在中国重点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支撑下，所蕴含的新基建、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的庞大发展机会。就中央制定的2035年相比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来看，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也会翻一番，届时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将达到历史上的最为庞大规模，中国将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端消费市场，由此全面进入内需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消费结构必将发生本质性地变化，涌现出各种形态的新消费模式。在高端消费规模快速扩张、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和新消费结构逐步凸显的综合作用和引导下，既可以为中国的各种新基建提供必要的支撑性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基建方面所蕴含的极大投资机会提供有力支撑，也为各种形态的新业态、新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本土市场支撑空间，从而真正在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和相互支撑的新格局下，促使中国逐步形成以新基建、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为发展特色的新动能。因此，基于如此的基本逻辑认识，从2020年开始，中国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将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放在经济发展战略举措的基础性地位，要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和再次分配格局的全面改革入手，将创造包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型企业制度和金融体制，作为要素市场改革的重点目标，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的核心任务。

执笔人：刘晓光、刘元春、闫衍